相比，其附加值更高，可替代性更小，更容易“重新定價”。
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當地出口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不同走勢也體現在日元第二輪大幅貶值的影響上。
以大連為例。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大連分行的幾位業內人士撰文分析稱，2012年9月日元對美元和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跌。從總量上看，對農業影響不大，但服務業從中受益。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制造業3354，集中在占當時大連貨物貿易50%左右的加工貿易。
這些加工貿易的中資企業具有“規模小，以粗加工為主，以日本為主要貿易伙伴，比較單一”的特點，分布在礦產、紡織服裝、石化、食品等行業。對他們來說，“日元收匯幾乎是企業全部收入，匯兌損失直接影響企業收入，部分企業出現了階段性虧損。”"面對日元的急劇貶值，他們有些驚慌失措。"
對當地加工貿易的影響最終傳導到大連全年外貿數據上。2012年，大連進出口總額保持緩慢增長，但作為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大連對日本進出口額出現雙降。
目前，日元已經開始了本世紀以來的又一輪大幅貶值。近期外匯市場日元對美元匯率創下2002年以來近20年新低；日元對人民幣匯率也創下2015年以來近7年新低。
討論這次貶值的影響，不能完全照搬以前的經驗。目前對日貿易頻繁的企業、場所、宏觀形勢已經是此起彼伏。
在企業層面，匯率波動一直影響著企業的利潤。
然而，經過多年的國際貿易經驗，從習慣性的“裸奔”到合理使用工具規避風險，越來越多的企業越來越意識到匯率風險的中性。
一家常年與歐洲有貿易往來的公司負責人告訴程大爺，公司雖然主要以歐洲市場為主，但設置了歐元和美元兩種結算方式，還設立了金融風險部。“他們會的
測算風險，一段時間內哪種貨幣相對穩定，我們簽訂單的時候就選擇哪種貨幣來結匯。”
更專業的對沖風險方式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外匯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銀行代客遠期和期權結售匯簽約額10507億美元，較2020年增長67%，企業外匯套保率21.7%，較2020年上升4.6個百分點。在辦理外匯套保業務的企業中，有八成為中小微企業。
今年4月，人民銀行、外匯局還特別印發《關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金融服務的通知》。下一步將優化外匯和跨境人民幣業務辦理，提升資金結算的效率，降低貿易收支的成本，以此穩外貿、保出口。
地方層面，對日貿易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轉變。
上述2002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浙江分局分析文章就提出，“如果單純依靠價格競爭，匯率風險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需要在產品的差異性上多下功夫”，比如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增強其不可替代性、形成較強的產品品牌等，以產品本身的差異競爭優勢來減少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
2020年6月，國家發改委批復上海、蘇州、天津、青島、大連、成都等6座城市建設中日地方發展合作示范區。在外界看來，這是目前已經落地的有關中日合作最高級別的合作載體。按照規劃，這些示范區將聚焦更高能級的產業合作，分別在節能環保產業、健康產業、高端裝備制造與新材料產業、新能源產業、智能制造產業、文化創意產業，開展對日經濟合作。
宏觀的層面來看，多元化開發國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規避匯率風險的手段。
這十余年間，東盟成為我國排名第一的進出口貿易伙伴，到2021年，日本次于東盟、歐盟和美國，排名第四。
去年，中日貨物貿易總額達24020 億元，創歷史新高。今年RCEP協議生效，也將助推中日貿易的開展。不過，得益于多元化新興市場的開發，我國對日出口、進口額度占全國比重，分別從2010年的7.7%、12.7%下降至4.9%、7.7%。
其實，匯率波動的影響，絕不僅僅只作用于簡單的進出口上，而且它的影響也有一定的滯后性。從企業到地方，需要正視風險，積極應對這只太平洋西岸的“蝴蝶翅膀”。
每日經濟新聞
相關問答：
關于概括說明,為什么說2023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5%,是含金量比較高的增如下：
國家統計局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GDP達到593034億元，同比增長5.5%。這一增速明顯快于去年全年的3%和疫情三年年均增速4.5%，經濟增長呈現出明顯的回升態勢。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表示，上半年的經濟增速是含金量比較高的速度。
這種較高的含金量體現在哪里呢？總體來看，經濟增長整體回升，國內需求不斷擴大，產業發展持續夯實，經濟結構調整不斷優化，創新動能不斷增強，就業和民生得到有效保障，六個方面的發展態勢表明我國經濟正呈現持續向好的趨勢。
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速明顯快于它們。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美國、歐元區、日本、巴西的GDP同比分別增長1.8%、1%、1.9%、4%。即便考慮到二季度的情況，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仍然是主要經濟體中最快的。”
與此同時，全球政治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給我國的發展帶來了諸多影響，在這種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下，能夠取得如此成績實屬不易。
此前的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0.1萬億元，同比增長2.1%。在國際市場不穩定、不確定、風險增加的背景下，我國外貿能夠頂住壓力，穩住規模，并提升質量，創造了歷史同期首次突破20萬億元的進出口規模，這是一項相當不易的成就。
這一系列數字再次表明，我國經濟具有強大的韌性、巨大的潛力和活力，長期保持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當然，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仍面臨一系列挑戰和風險。以外貿為例，今年以來，我國外貿面臨的“朋友圈”不斷擴大，市場多元化進一步拓展，但也出現了一些波動和挑戰。正如海關總署的發言人所言：“當前我國外貿確實面臨壓力、起伏和挑戰。”
6月8日下午，在中國汽車出海持續向好之際，2023中國汽車重慶論壇分論壇擦亮中國品牌與中國汽車海外狂飆順利召開。來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駐華高級顧問兼中國區負責人海博（Tamas Haiba）、安徽江淮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鵬、長安國際公司副總經理孫澤軍、極氪智能科技副總裁趙昱輝、JFP Holdings 董事總經理、首席運營官James O΄Neill，針對中國汽車出海面臨的機遇、挑戰及應對之策等問題，開啟了一場精彩的頭腦風暴。
論壇作為2023中國汽車重慶論壇的重要環節之一，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汽車行業委員會副會長趙揚主持。
趙揚：2022年汽車產業是中國的熱點和亮點
趙揚副會長指出， 2022年汽車產業是中國的熱點和亮點，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貨物進出口的總額比上年增長7.7%，汽車出口的增長率卻達到了54%。
為此，2023年6月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商務部市場體系建設司負責人在介紹中專門提到要加快建設統一汽車大市場。作為汽車行業的參與者，趙揚副會長認為，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必須認清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比如世界范圍內產業格局的重組，如何預防和化解可能出現的貿易壁壘等等，都需要行業攜手共同應對。
海博（Tamas Haiba）：中國和日本是歐美汽車需求中心
海博表示，在經合組織的國家當中汽車產業幾乎占了11%的產值，汽車產業對于成員國的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此，海博分享了經合組織成員國當前汽車產業的發展和變化。
首先，當前各成員國政府持續加大對汽車產業的支持，即使新冠疫情期間，依然沒有減少對汽車產業的投資。
其次，半導體行業的重要性愈發重要，特別是由于俄烏戰爭導致能源價格上漲的背景下，汽車產業的生態系統也發生了變化，當前成員國政府最需要解決的是投資以及市場需求量同時下降。
第三，中國越來越表現出全球汽車供應鏈及市場中心的作用，在歐洲、德國、美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心中，中國和日本是全球汽車產業發展的中心。
當然，墨西哥、印度的汽車產業也在快速發展，同時受綠色和數字轉型的影響，汽車產業的技術和產業模式、商業模式也都在發生變化。
張鵬：搶抓機遇、無懼挑戰
張鵬從商用車和乘用車兩個維度分析了當前中國汽車“走出去”的情況。
當前，中國商用車出口規模持續保持較快的增長，2023年1-4月份出口了22.8萬輛、，同比增長31.5%，但商用車“走出去”也面臨著油品適應性、使用環境復雜多樣性、準入條件多變等挑戰。
在乘用車方面，張鵬認為在產品品質、造型設計、技術創新、供應鏈體系等方面，中國品牌都有了明顯的進步，在新能源乘用車領域更是走在世界前列，但面臨著海外數據管制等問題。同時中國電動車現在在使用的過程中能夠做到零排放，但在整個電動車的產業鏈的生產過程中還存在材料如何回收等未解問題。
孫澤軍：當前中國汽車“走出去”是盈利的
孫澤軍分析認為，當前的中國汽車出海表現出了五個特點。
第一個是形勢喜人，長安2023年1-5月的銷量增長是近30%，整個行業增長還高于30%。第二個是不同企業的目標市場和增長動能有所區別，有的在歐洲發力，有的在澳新發力，有的在印度或南美市場。2023年長安出口主要是墨西哥。第三個是原來出口的產品同質化比較嚴重，目前這一情況在逐漸改變。第四個是新能源海外銷售比重的增長遠超預期，這為中國新能源企業出海提供了機遇。第五個是中國汽車出海，目前是“吃肉”環節，是盈利的狀態。過去二十幾多年基本都是賠本賺吆喝。
趙昱輝：出海不僅要“走出去”，更要“走上去”
數據顯示，中國在全球的新能源市場已經連續8年時間保持冠軍，即使在過去三年疫情里，也是向上的曲線，2022年占比更是達到驚人63.6%，意味著全球有3輛新能源車銷售，其中有2輛來自中國。
中國汽車正確把握了哪些事情呢？趙昱輝認為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技術創新，尤其是頭部品牌，基本都完成了從傳統燃油硬件平臺到新能源智能架構的過渡。其次是模式創新，基本上都變革了過去B2B營銷模式，改變了依靠經銷商來觸達用戶的方式。第三是品類創新，目前中國汽車產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特別是智能化發展，讓汽車不再是傳統的出行工具，而是移動的智能空間。
孟祥峰：走出去的過程中，產品的合規性很重要
車企在走出去的時候，除了考慮產品的性價比，產品本身的競爭力之外，產品的合規性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孟祥鋒以歐洲為例做了相應的分析。他指出，歐洲2019年發布歐洲綠色協議，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在這個文件之后陸續又發布了歐洲的氣候法案等多項法案，比如2050年的碳中和、減排計劃、歐洲電池法等。
歐洲電池法是和新能源汽車以及電池關聯性最重要的一個法案，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是關于電池的碳足跡。電池碳足跡涵蓋的生命周期從礦的開采一直到電池的報廢、回收各個環節。2023年這個法規會發布碳足跡核算的規則，2028年會進一步出臺電池碳足跡的準入門檻，未來，電池碳足跡一旦高于準入門檻，產品將無法在歐洲銷售。
James O΄Neill：中國在電動車行業有豐富的經驗優勢
為什么中國汽車出海能夠成功呢？James O΄Neil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是技術，中國已經不是僅僅售賣廉價產品的時代，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