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對新經濟政策失敗的影響，尤其集中于從決策角度分析了新經濟政策的確立與民齤主集中制決策機制的關系,從而進一步分析這一政策的過早終結，但也有其他角度的觀點。
黃蓉芳認為，“新經濟政策的過早夭折,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決策體制的轉變———從民齤主(的)集中制到極端集中制的轉變”。黃蓉芳對此解釋為“如果說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前,各種政策建議還能反映到決策層,并有可能被接受的話,那么在1928—1929年斯大林要‘拋開’新經濟政策之時,對斯大林不顧黨的決議自行其事的行為,并沒有制約機制。”于是，當斯大林決定要廢除新經濟政策時，即使當時有不同的意見，但并沒有人敢提和相當有效的制約斯大林個人獨齤裁的機制。
王曉榮則提出，“新的經濟政策的推行,有賴于政治上的支援和配合。蘇聯在實施新經濟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后,在要不要堅持既定方針的問題上,俄共齤(布)黨內出現了認識分歧”，所以是“黨內理論觀點分歧影響了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在政治體制沒有進行相應改革,黨內民齤主不健全的情況下,黨內理論觀點的分歧同政治斗爭攪在一起,理論和政策之爭的結果往往不取決于它們本身的是與非,而取決于爭論各方在政治斗爭中的輸贏勝敗,這使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內斗爭的結局”。
李述森認為，“在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新經濟政策既是因政治需要而出臺的,也是因政治問題而被中止的,是政治因素決定了它的興衰命運”。首先，“一是政治考慮新經濟政策的先天不足。”，因為“新經濟政策雖然是意在發展經濟的政策,但它的出臺卻不是布林什維克黨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結果,而是出于保住政權的考慮。”一旦形勢改變，蘇聯領導人會毫不猶豫的改變政策。其次，“二是政治發展趨勢:與新經濟政策本質的背離”當“集權體制越發展,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空間就越狹小。當一齤黨專政演變成個人專制后,新經濟政策就終結了。”
第三個政治因素是“黨內權力斗爭:推動新經濟政策走向終結”。在這里李述森指出“目前國內學者們傾向于把新經濟政策在20年代末被中止歸咎于斯大林,指責斯大林沒有很好地領會列寧的思想,把新經濟政策當成了權宜之計。這種指責是有失公允的。應該說,無論誰獲得了最高領導地位,都會作出類似的抉擇。”②，斯大林只是順應當時集權的需要而做出的選擇而已。
劉劍飛認為，“沒有民齤主化政治土壤是新經濟政策失敗的根本原因”在它的論文中，他說“任何理論的產生、形成和完善離不開相應的政治土壤，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發展不能沒有政治的民齤主化和法制化。換言之，蘇聯推行任何新的經濟政策都要有賴于政治上的支援和配合，經濟改革要求有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作保證”，“質言之，是蘇聯政治體制原因扼制了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體系的確立,導致了新經濟政策的終結”。①
任曉偉則認為，“新經濟政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歷史過程”，列寧時期新經濟政策的三大內在矛盾影響了新經濟政策的失敗。主要是“計劃和市場的矛盾”、“意識形態與實踐的矛盾”、“政治與經濟的矛盾”這三大內在矛盾“不可避免地與戰時共產主義的計劃遺產、傳統的意識形態以及這一時期重新開始集中化的政治體制發生著結構性矛盾。”，最終為蘇聯從新經濟政策向計劃經濟的轉變提供動力。
劉長江指出，“對于新經濟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蘇聯共齤產黨的政策變化”，“實際上,在新經濟政策的制定與終結的過程中,蘇聯的經濟學家提出的解決蘇聯面臨的經濟問題特別是農村經濟問題的設想方案,對蘇聯共齤產黨的政策選擇都發揮了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而高繼文認為，“沒有適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黨內民齤主生活部健全，政治斗爭嚴重妨礙了新經濟政策的的執行和深化”這是導致新經濟政策失敗的重要原因。因為“斯大林通過組織手段逐漸控制了黨內大權，監督機關名存實亡”，“斯大林動用組織手段去反對反對派，使他們的理論觀點敗于權勢之下。這種不正常的爭論中，理論、政策爭論的內容和觀點越來越居于次要地位，爭論的勝敗結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誰的權利大。反對派的失敗首先是政治和組織上的失敗，他們的觀點即使正確也難以取勝”，“從這個側面看，新經濟政策終結的重要原因在政治方面”。
如鄭異凡認為，“新經濟政策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關鍵的問題之一是領導層對這一政策沒有取得共識,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誰執掌最高權力,就按照誰的主張辦。更重要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不同步,經濟體制得不到政治體制的保障”，當“斯大林一旦大權在握，就憑他個人一句話,輕輕松松地送新經濟政策‘見鬼去了’”[1]
簡述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原因。1．實行的原因：為了解決國內的經濟困難和政治危機。
2．主要內容：（1）農業方面：推行糧食稅，納稅后剩下的糧食，歸農民自己支配；有限度地允許農民租佃土地和雇用勞工。（2）工業方面：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有，由國家經營，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允許本國和外國的資本家經營；恢復私人小企業。（3）流通方面：允許自由貿易。（4）分配原則：按勞分配。
新經濟政策與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比較：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在生活中排斥商品貨幣關系，用軍事和行政的手段控制社會的運轉，進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新經濟政策是通過在一定限度內發展資本主義，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系來擴大生產，改善和鞏固工農聯盟，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也是新經濟政策“新”之處。
3．評價：（1）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機迅速消失，生產逐步恢復，鞏固了工農聯盟，使蘇維埃政權日益鞏固。（2）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表明列寧找到了一條小農占優勢的落后的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正確途徑。實踐表明，新經濟政策可以作為在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不發達，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內行之有效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結果第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機迅速消失，生產穩步恢復。它滿足了勞動者的經濟要求，受到廣大農民工人的歡迎。鞏固了工農聯盟，使蘇維埃政權日益鞏固。第二，它探索了在小農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為在蘇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第三，它的一些原則和經驗，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怎樣評價蘇俄的新經濟政策評價蘇俄的新經濟政策
第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機迅速消失，生產穩步恢復。它滿足了勞動者的經濟要求，受到廣大農民工人的歡迎。鞏固了工農聯盟，使蘇維埃政權日益鞏固。第二，它探索了在小農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為在蘇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第三，它的一些原則和經驗，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蘇俄的新經濟政策（1）背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弊端使蘇俄出現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2）特點：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系擴大生產，改善和鞏固工農聯盟，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3）內容：新經濟政策包括：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納稅后剩下的糧食歸農民支配；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允許本國和外國資本家經營；起初實行產品交換，后允許自由貿易；廢除平均主義的配給制，實行工資級別制。（4）實質：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在國家掌握主要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允許私人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允許商品經濟的發展。（5）作用：促進了經濟的迅速恢復，起到了鞏固工農聯盟、穩定政治形勢的作用。到1925年，蘇俄的國民經濟已基本恢復了。
新經濟政策 蘇俄在1921年開始實行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政策 。 新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以征收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農民按國家規定交納一定的糧食稅，超過稅額的余糧歸個人所有，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1922年 ，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雇傭工人。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 ，蘇維埃政權通過關于交換的法令，宣布實行產品交換。國家通過合作社組織工業品同農民手中余糧直接交換。同時，允許私人在地方范圍內進行商業往來。在工業方面，一切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而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則允許私人經營。1920年11 月 ，人民委員會發布租讓法令，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 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重新建立了工業與農業之間正常的經濟聯系，鞏固了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受到廣大人民 ，特別是農民的歡迎 ， 使1921 年的危機迅速得到克服 。
俄國的十月革命使世界上出現了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就使帝國主義列強接捺不住憤恨的情緒，要進行干涉了。
從1918年3月起，還在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法、美、日各國，以及他們的對手德國，都派軍隊直接入侵蘇維埃俄國，進行直接的武裝進攻，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國內的反動勢力也紛紛叛亂。內外敵人從各地發動進攻，很快占領了烏克蘭、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頓河流域等重要地區，列寧也在這年的8月被刺客暗害，中了兩彈。
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府號召全國人民投入戰爭，打退敵人的進攻。經過近3年反對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到1920年10月，紅軍終于打敗了國內外敵人，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但是，治理戰爭的創傷是更加艱巨的事。在戰爭中，蘇維埃政府采取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城市實行供給制，把中小企業收歸國有；在農村實行余糧征集制。農民除了留下口糧，剩余的糧食全部上繳國家。大部分農民是擁護蘇維埃政府的，因為是這個政府把他們從地主手中解放出來，給了他們土地。可現在白匪被打垮了，農民迫切需要蘇維埃政權在經濟上幫助他們，要求城市供給他們布匹、鞋子、釘子、犁和其他工業品，要求改善生活。
可是，當時蘇聯的工業并不能滿足這些要求。連年的戰禍同樣使工業衰敗不堪。工業生產還沒有恢復到戰前的四分之一。千百個工廠都處于半毀壞狀態，大多數工廠和作坊的設備都破舊得成了一堆廢銅爛鐵。企業倒閉使一部分工人失業，跑到了農村。幾個最重要的工業區，如頓巴斯、烏拉爾、巴庫等，剛剛被蘇維埃政權接管，而它們在白匪手中受到了很大的破壞。鐵路運輸幾乎停頓，幾百座鐵路橋被炸毀，幾千公里長的鐵軌成了廢料，大部分機車和車廂已經超過使用期限。
在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對蘇俄實行經濟封鎖，還在暗地里組織匪幫和富農暴動，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
面對嚴峻的形勢，列寧認識到，黨的政策必須立刻來個重大的轉變，必須讓農民有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在改進農業的基礎上，使工業恢復起來，必須把機器和貨物供給農村，從經濟上加強工農聯盟。為此，列寧提出要把斗爭的重心逐漸轉向經濟方面，主張在國家電氣化的基礎上恢復工業。
1921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新經濟政策以糧食稅代替征收，允許農民自由出賣余糧，允許私商自由貿易、并且將一部分小工廠還給私人，還準備把一些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盡管這一政策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是它終究給國家帶來了莫大的好處。20年代初，美國企業家哈默和列寧之間建立的友誼就說明這一點。
1921年，阿曼德·哈默才23歲。可是他已成了在哥倫比亞醫學院就讀的獨一無二的白手起家的百萬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