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139）。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大明律》）。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明太祖“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明太祖實錄》卷159）。他們除起來進行斗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天下郡國利病書》，冊26）。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采取了另外一種斗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張煊：《西園見聞錄》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復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干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明大祖實錄》卷231）。“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談遷：《國榷》卷12）。昌國縣“民常從倭為寇”（《明太祖實錄》卷183）。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兩個朝貢使團在寧波為入貢資格問題爆發了“爭貢之役”，使很多無辜的中國軍民被殺或被擄，“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明史紀事本末，卷55.沿海倭亂》）。
此后，明朝統治者認為“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并對日本“閉絕貢路”，實行更加嚴厲的海禁政策。
朝貢與回賜以及隨使團行動的商隊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合稱為“朝貢貿易”
“朝貢貿易”有嚴格的程式,雙方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來形成統一的大市場,其對宗主國經濟的影響力十分微弱,但對藩屬國則是非常重要的對外經貿渠道
朝貢貿易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貿易形式,在當時的政治、經濟領域具有重大意義
有學者對朝貢、朝貢體制、朝貢貿易體制等概念進行了辨析，探討了明清時期朝貢體制的差異，認為朝貢體制不等于朝貢貿易體制，強調貿易在朝貢關系中的核心地位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論；明朝是朝貢貿易的極盛時期，清朝則是衰落時期；清代朝貢關系的實質是政治，而非貿易，即清代雖然延續了明代的朝貢制度，但實質已經轉化為一種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之間、中國與外國之間形成的藩屬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