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英國外交部，澄清了英國商會船只封鎖中國鎮江的問題。并成功處理了英國商船沖撞中國商船、英國外國公司員工槍殺廈門漁民事件，最終迫使英方賠償損失。他還及時向清政府通報了國家安全形勢。
為了加強對華僑的領事保護，郭嵩燾首先提出在一些國家設立領事館。由于他的努力，中國先后在新加坡、舊金山、橫濱和神戶設立了領事館，從而保護了海外華人的利益。郭嵩燾對下屬要求嚴格，為隨行官員制定了所謂五戒：一戒洋煙，二戒嫖，三戒賭，三戒外誘，五戒口交。郭嵩燾的特使形象，被外國人一致公認為最有教養的東方人，成為中國使團最早的行為準則。
郭松濤來英國后也沒閑著。他到下議院聽取議員對政府的批評，視察英國議會民主和自由選舉制度。拜訪和會見政府部長、當地知名人士、學者和科學家等。參加“國際刑法監獄大會”，積極學習國際公法。去工廠、港口、軍艦、堡壘、商業、銀行、鑄幣廠、電報局、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報社、稅務局、刺繡研究所、船舶制造廠、瓷窯等。
郭嵩燾將這些發現寄回國內，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提出了許多中肯的建議。建議我們不僅要從歐洲引進“制造機器的方法”，還要學習他們的制度。中國不幡然醒悟，改造舊的，趕上新的，西方強，中國強。郭頌的建議擊中了清廷的要害。不幸的是，在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仍然占據主導地位，這些建議和信息令人震驚。同時，他們加深了對中國舊派的仇恨。
在英國的這些年，郭嵩燾獨辟蹊徑，開創了許多無先例、無借鑒的實踐，為中國的外交工作，尤其是使館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可悲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為清廷外交而死的人，卻被當時國內很多人稱為“漢奸”。郭嵩燾與劉錫鴻的矛盾很快在清廷得到反映，他們的是非引起了中國洋務派與守舊派的新一輪較量。
1878年5月6日，劉錫鴻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千言的申訴書，其中全面列舉了郭嵩燾在使館的“十大罪狀”。還擔任過法國部長的郭嵩燾聽說他們之間的矛盾急劇加深，這幾乎是水火不容，并已開始影響到國家的聲譽。清政府不得不將郭劉之爭提上日程。
以李為首的守舊派利用這一點，要求立即將郭嵩燾移送回國治療。洋務運動的李鴻章仍然竭力為他辯護。6月20日，李鴻章給總理府寫了一封信，信中轉述了留日學生導師李對劉錫鴻的看法：西方國家對劉錫鴻評價不高，德國報紙對劉錫鴻一向“吹毛求疵”，劉錫鴻工作態度惡劣不負責任，經常“病入膏肓”。同時，李鴻章寫道：“但是，目前君賢兼任英法第二使，責任更重。”“英國人無話可說。”李鴻章為了保護郭嵩燾，故意將德國報紙對劉的批評與英國報紙對郭嵩燾的批評進行比較。但出乎李鴻章意料的是，反對郭頌道路的聲音非常強烈。許多人不僅要求將郭松濤遣送回國，還敦促對郭松濤進行調查和懲罰。
這時，形勢對郭頌非常不利，李鴻章于7月10日致信總理府。他說：“只有英國大使才有位子，關系很重。名要與職相稱，要實現希望和優秀。西安仍由英國人推動，難以維持。”他想以“駐英大使”一職的重要性和接班人選擇不當為由，反對郭嵩燾的調任，進而反對郭嵩燾的處分。同時，他還從信中借用了一句德語，說劉錫鴻“為人卑微，名聲不好”，“在德國不太禮貌”。如果把郭嵩燾調回來，最好是把劉錫鴻調回來。
但李鴻章此時不想和守舊派鬧得太僵，于是給丞相府寫了一封信表明態度。他在信中解釋說：“蓋知道云仙的心永遠是忠厚慈愛的，只是生性急躁。”他出國后一直被劉為難，很難站在一起。”于是他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看法。至于如何處理他們兩個，我李鴻章服從朝廷法令和總理府的裁決，只希望總理府慎重處理此事。
總理最初決定只召回郭嵩燾，而劉錫鴻留在德國當部長。根據劉錫鴻的提議，另一名在德國學習的學生將被任命為駐德國大使館的參贊，以監督李金星。李鴻章培養的心腹鮑鋒與郭嵩燾關系融洽，對劉錫鴻的行為一直反感。聽說他要做劉錫鴻的副手。李覺得這個人很難共事，所以他不想干了。然后他四處尋找說情者，拒絕了。李鴻章抓住這個機會，于7月18日致函總理府。他在信中提醒首相府，在安排人選時，必須“充分利用對方”。他還說，李在德國管理留學生的任務已經很重了。如果把這份不情愿的工作交給他，恐怕他兩件事都做不好。最后，李鴻章補充道：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人之德與名，可以知之”。李鴻章的意圖很明顯，沒有人愿意和劉錫鴻合作，這讓他陷入了“獨來獨往，無可奈何”的境地。從而實現替換郭松濤和劉錫鴻的真實意圖。
郭松濤梁夫人
李鴻章一方面堅決反對查處郭嵩燾，同時要求撤換劉錫鴻，說他性情暴戾，才智過人，外部影響惡劣。清政府非常重視李鴻章的意見。經過激烈的斗爭，清廷終于改變了初衷。8月25日，清政府分別正式下令召回劉錫鴻和李。郭嵩燾將不再受到調查和懲罰。洋務派和守舊派兩股政治力量，最終將郭與劉之爭捆綁在一起。
1879年1月，郭嵩燾和他的繼任者曾紀澤回到中國。臨行前，郭嵩燾與夫人梁按照國際外交禮儀前往王宮與維多利亞女王道別。郭嵩燾也想娶他的妻子。因為根據清朝封建禮教對“婦德”的要求，女性是不允許參政的，也不能出現在公眾面前，否則就是“不道德”。于是，他帶著妻子告別英國國王的消息被送回北京，再次引起了封建文人的譴責，從而加重了他的罪過。
但西方人對郭嵩燾的做法評價很高，稱他為“東方最有教養的人”。聽說郭嵩燾要被調走，英法兩國的官員和記者都來送別。大家都表示不愿意和這個給人留下好印象的中國外交官分手。
郭松濤在航行了幾天后到達了上海。按照重要使節回國的套路，他本該回京述職。但是慈禧太后下詔，說可以退休回家，不去北京述職。5月5日，極度孤獨的郭松濤乘船抵達家鄉長沙。當時湖南正在發生一場老式的排外風潮，郭松濤的突然回歸似乎火上澆油，讓局勢更加緊張。此時，郭嵩燾的“漢奸賣國”、“與洋人為伍”的標語已經貼滿大街。郭嵩燾的欽差大臣官銜雖未取消，但地方官員在巡撫之下“傲慢無禮”，任由許多人在岸上辱罵郭，不讓他的船靠岸。
郭嵩燾駁斥了家鄉官員和民眾的指責和忽視。他說：“誹謗毀了整個世界，但我的心是平靜的。”他還寫詩表達自己的志向：“驕傲是無心的，不是扭曲的。他應該讓自己的晚年活靈活現。經過幾百代，幾千年的交流，可以肯定世界上有這么一個人。當世界想要扼殺定位人才的時候，往往會遭到反擊。學的是半官方的，這輩子開過幾次。”這既是他對自己人生經歷和結局的認識，也是他對晚清保守腐朽的官場生態的無聲抗議。郭嵩燾下鄉后，仍然關心國家大事，經常藐視朝廷，給李鴻章等重要官員寫時事和外交書信
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孤獨凄涼地死去。李鴻章、曾紀澤、王先謙等官員聽說后，紛紛要求朝廷傳郭嵩燾，并請他為自己設立謚號。但這些要求都被慈禧太后拒絕了，甚至有人要求朝廷鞭笞郭嵩燾以示感謝。
郭嵩燾正在值班，肩負重任，為國家和人民努力工作。但是，因為他走在那個時代的前面，所以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才被他的時代所認可。臨死前，我們只能希望“這樣的人幾千代以后，世界上還會有這樣的人”，把期望押在后代身上。即使百年后我們讀史書，也看不到太多關于他的描述。我們不得不說，他的結局很可悲。應該說他的經歷是那個時代的悲哀。清末學者王先謙曾這樣評價郭嵩燾：“以忠肝養國，天下不負美名。”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看，雖然中國處于長期分裂與地區割據狀態，但絲綢之路這條聯結歐亞大陸的重要商道卻始終暢通，并有所發展。在此基礎上，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取得一定的發展。
一、對外貿易政策及管理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的歷代政權出于鞏固統治者利益的需要，均致力于開展對外交往，并實行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來促進絲路貿易的發展。
(一)魏晉十六國北朝向西的開放
1.恢復設置西域的軍事、行政管理機構
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后，首先派出官員對西域進行管理的就是曹魏政權。在公元220年，曹魏政權在河西設立了涼州刺史，由其監管中原與西域及西方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聯系。公元222年，曹魏政權也仿照著東漢政權，在西域設立了戊己校尉一職，并任命張恭擔任首任戊己校尉。隨后，曹魏政權又恢復了西域長史。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的地位相當于中原政權派駐西域的兩個最高官員，負責維護絲路的安全和暢通。公元265年，司馬炎在取代曹魏政權后，建立了西晉政權。公元280年，在晉滅吳之后，中國出現一段短暫的統一時期。西晉在繼承了曹魏的遺產基礎上，同樣在西域也設立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等管理機構。《晉書》曾記載了戊己校尉馬循于公元275年征討鮮卑的史實，說明西晉在西域設立過這一官職。在西域各國如鄯善、焉耆、龜茲、疏勒等歸順西晉之后，其首領各自被封為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等官職。即使是在地理上遠在中亞的大宛，也由西晉政權冊封為大宛王。在此期間，中原與西域關系密切，絲綢之路暢通。公元4世紀初，在十六國時期，中國西北地區先后出現過前涼、前秦、后秦、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這些政權在向中原發展受阻的情況下，為了拓展生存空間，大多積極主動與西域保持密切聯系，并先后設官置守、駐軍屯田，保障絲綢之路的安全，確保絲綢之路貿易的暢通。
2.遣使出訪，實行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政策
在北方處于分裂狀態下的十六國時期，一些實力相對強大的政權致力于發展與西域的聯系。例如，在前秦王苻堅主政時期，與西域之間的往來在史書上被記載為“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彩繒賜諸國王，于是朝獻者十有余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余種”[2]。又如，北魏立國之初并沒有對同西域的聯系予以重視，直到太武帝即位后，相關官員再度上書建議主動出使西域，北魏與西域之間的關系也自此得到發展。對此，史書上也有這樣的記載:“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3]出使西域獲得豐碩成果，使北魏統治者進一步認識到積極開放的政治和經濟意義，此后實行更加積極的對外政策。此外，將主動出使、積極開放作為推動經濟繁榮的重要手段之一。
3.實行“過所制度”，保護中外商人，并為其提供便利
在北魏政權統一中國北方后，絲綢之路更為暢通。為了給來華的外商提供便利，北魏政府在都城洛陽城外伊河、洛河之間的御道東，設立了負責接待外國商人、使節的“四館”[4]，即金陵館、燕然館、扶桑館、崦嵫館，其中崦嵫館專門用來接待來自西方的使節和商人。其后北魏政權為了方便來到洛陽的外商僑居，在御道之西又設立了“四里”，其中慕義里是專門提供給來自西方的僑居者。此外，北魏政府在洛陽設有“四通市”，是專門供西方商人開展貿易的場所。為了貿易便利化，政府還允許外幣在華流通，北周時代“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盡管北方各政權市場處于對立狀態，由于北方各政權普遍對外商采取較為歡迎態度，因而外商可在各個敵對統治區之間自由貿易往來。
4.用軍事行動確保絲路貿易的暢通
(1)呂光西征
在公元376年，氐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權滅掉前涼政權和山西的代政權，統一了中國北方。公元382年，車師前部王、鄯善王率大批官員及商人來到前秦都城長安，要求前秦派設西域都護統理西域。前秦政權的皇帝苻堅派大將呂光西征，負責打通絲路道路上如焉耆、龜茲等曾經與前秦交惡的國家。呂光在鄯善及車師前部王的協助下，在西域恩威并施，使西域諸國紛紛降服，絲綢之路暢通。公元385年，胡商在呂光保護下蜂擁東來。在前秦滅亡后，呂光建立了后涼政權，后涼與西域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呂光在西域設官置守，其子呂覆被任命為“都督玉門關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駐守高昌，負責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