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隊伍。他帶領這支隊伍在廣東沿海地區縱橫馳騁，屢敗官兵，人數迅速發展到了數十萬，擁有船只兩千余艘，對明朝在廣東的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
朝廷不得不派遣重兵支援廣東。在朝廷的重兵圍剿之下，黃蕭養堅持了四年之后終被消滅。此次起義事件之后，朝廷認為這是地方對走私貿易管理不嚴的后果，因而再次頒布了嚴格的海禁令，嚴禁走私貿易的發生。
朝鮮赴清朝使團的文化交流活動
劉為
一、在穩定的宗藩關系中，文化思想交流活動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最早與中原王朝建立直接的冊封—朝貢關系的朝鮮半島古代國家是百濟，1東晉義熙十二年(416)，東晉安帝遣使冊封百濟腆支王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2可見百濟與古代中國中央政權的冊封—朝貢關系的建立是在公元5世紀初，甚至更早。
公元6世紀中葉后，朝鮮半島古代國家新羅積極向外擴張，逐漸強盛，開始直接與中原王朝通貢，時當南北朝時期，新羅真興王得到北齊武成帝的冊封，又通貢于南朝的陳。
新羅之積極主動通貢中國，主要是想得到中央政權政治、軍事上的支持，使其在與高句麗、百濟爭奪朝鮮半島霸權活動中占據有利的地位。此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學習漢文化的需要。有證據表明，早在6世紀初，新羅人已將漢字作為官方正式文字使用，3到唐代前期(7世紀中葉)，新羅國王決定：“改其章服，以從中華制”，奉唐之正朔，使用“永徽”年號，并全面推行仿唐制的封建制度，對包括儒、釋、道在內的漢文化進行全方位的學習和普及，4從而主動進入了古代東方禮義世界，中朝穩定的宗藩關系由此開始，并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長達12個世紀。
二、文化交流活動是朝鮮使團的重要任務之一
在皇帝權力絕對集中的封建禮法制度中，“人臣無外交”是使者最高行為準則，使者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對方轉呈文書和物品，他們沒有擅自處理問題、決定事務的權力。但是，朝鮮使者們通常有觀察清朝政、搜集情報的任務，初期主要是為了尊華攘夷，后來是北學自強。
明清以來，中央王朝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特別是清代，清朝廷和李氏朝鮮均奉行頑固的閉關自守的政策，朝貢貿易成為兩國間最主要的經貿渠道，朝貢使團也成為最重要的文化思想交流途徑。
朝鮮向清廷派出朝貢使團始于清崇德二年(1637)。是年初，清太宗親率大軍攻入朝鮮，迫使朝鮮仁宗國王簽訂城下之盟“丁丑約條”，其中規定：“其萬壽節及中宮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慶吊等事，俱行貢獻之禮，并遣大臣及內官奉表，其所進往來之表及朕降詔敕，或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相見之禮及爾陪臣謁見，并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國舊例。”5。此詔敕規定一年五度固定使行，即萬壽、中宮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但實際上中宮千只皇太子千秋之進賀使并未派行，三大節使(萬壽、冬至、元旦)加上年貢使，固定使行每年應為四行。順治初，清帝令朝鮮將賀冬至、元旦、萬壽三節及進歲幣四行合為一行，一般稱為“冬至使”或“正朝使”，每年一度成為定制，直至1894年，從無間斷。
除“冬至使”外，規模較大的固定使行還有“皇歷赍咨宮使行”，其使命是領取清廷頒發的下一年度“皇歷”。除固定使行之外，又有“別使”，是朝鮮方面為完成一項或幾項使命而臨時派出的使團，其種類很多，主要有謝恩使、進賀使、陳奏奏請使、陳慰進香使、問安使等。清入關前，一歲之中，朝鮮赴清廷使團甚至多至10余次，清入關后，每年平均也有兩次以上。
如此頻繁派出的使團，構成朝鮮與清朝進行文化思想交流的通暢大道。朝鮮赴清使團規模通常很大，總人數少則200至300人，有時達到400至500人之多，大部分是從役、家丁、商人等，他們多數都有形式不同的文化交流使命，較簡單的是購買書籍等文化用品、打探清廷政令名人消息等，而高層次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動主要是由朝鮮使團中一些地位特殊的成員完成的。
朝鮮赴清使團中地位最為尊貴的官員是“正使”，即朝鮮國王的私人代表，清廷根據正使的品秩高低來決定整個使團的接待規格。“大君”領銜的朝鮮使團是最高規格，“大君”即王子或王弟，其次是“駙馬”等王室宗親“有君號者”，再次是“閣老”即議政府大臣(三公)，最后是各曹判書(六卿)。正使最重要的工作是代表朝鮮國王出席各種禮儀活動，覲見皇帝、呈遞國書、領受賞賜等等。副使的地位僅次于正使，并隨正使參加所有的正式活動，實際在使團中并無具體的職責。朝鮮派往清廷的正副使中不乏有識之士、飽學之士，很多人留下了紀行筆記。
書狀官，或稱掌令，其品秩雖低，但統管整個使團的日常事務；回漢城后，書狀官還有向國王提交總結報告和“別單”(譯官們購得的各種文件和文書)的任務。
譯官是朝鮮使團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人數大致在10至20人之間，分為漢、清、蒙學三種，以漢學為主。在朝鮮使臣大都墨守成規、迂腐呆板的情況下，譯官們的活動尤顯突出，加之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多次來華，精通語言，熟悉掌故，有良好的人緣，使得他們成為各種使行任務的主要執行者，甚至屢建奇功。僅舉一例：
金指南，字秀明，康熙朝多次以譯官身份來華。康熙四十九年(1710)，隨鄭載侖(冬至正使)入朝時，在沈陽：“偶與沈帥松柱語數日，盛陳我國家恪謹侯度。柱后入相，面奏皇帝，自是帝多蠲省于本國。”7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帝令裁減朝鮮歲貢額，雖不能確知其是否因松柱之“面奏”，但譯官們有時能發揮比使者們更大的作用卻是無疑的。
每行朝鮮使團例備醫官隨行，如使者有君號或為宗室親貴，則還加派御醫隨行。他們的任務除應付使團成員的臨時生病醫治的需要外，還有一種使命則是采辦醫書和朝鮮宮廷所用藥材：“使之持去鄉材，與唐材較準同異，有可破疑者，給價貿來”。7
隨行的醫官擔負特別的任務。如雍正六年(1728)，應清廷之要求，朝鮮極擇“例率醫官之外針醫”，隨謝恩使團前赴北京，為皇子及十二王之子治病。8朝鮮史籍中還有朝鮮使團醫官成功地為清閣老松柱等治病的事例。
由于學習修改歷法的需要，順康時，朝鮮不定期派出觀象監官員參加使團，前往清朝，向清朝學習天文歷算，購置有關書籍。乾隆朝中，朝鮮國王令觀象監官員“三年一次入送”清朝。9
朝鮮使團中還有一種稱為“伴倘”或“子弟軍官”的，大都是三使臣的親屬子弟，或隨行觀光，或侍奉左右，洪大容、樸趾源等著名朝鮮文士都是以這個名義隨訪中國的。他們在兩國文化思想交流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樸趾源說“東方慕華即其天性也”，10洪大容覺得自己“言語尚不免夷風為可愧”。11樸洪二人都是朝鮮實學大師，乾隆年間隨使團訪華，懷著極大的興趣游歷中國、走訪士人，回國后著書立說，對朝鮮權貴和腐儒的“性理學說”的僵化和卑陋進行猛烈的抨擊，倡導“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學習清朝先進的文化思想和生產技術，掀起“北學”思潮，對朝鮮士野影響甚大。
三、朝鮮使團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動
(一)書籍文物器具的采買
購置漢文典籍書章是朝鮮使團的例行任務之一，早在新羅時期，朝鮮人就有將大批漢文典籍運回本國的習慣，至明代均是如此。清初，由于士人的缺席，采買書籍文物主要由商人、譯官們來進行。“朝鮮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值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12朝鮮人買書有兩大特點，一是不論經史子集、小說異書都要收購；二是“不惜重值”。
清初清廷對書籍的出口有所限制，“凡外國貿易，不許收買史書”。13但仍無法遏制朝鮮人對書籍的渴求。康熙年間，朝鮮使團人員因私購《一統志》，被山海關清方官員查獲，清帝甚至派出查使前往漢城，追究國王及使團官員的責任。這種情形至乾隆朝初仍有發生，但此后清廷顯然放寬了這方面的禁制。而在此階段，朝鮮官方對使團人員購置書籍是持鼓勵態度的，特別是對以下兩類圖書：天文歷法和清廷文書。
天文歷法類：
仁祖朝，觀象監提調金堉購得湯若望所著“數術諸書而歸”；
孝宗朝，日官金尚范購得《時憲法》(《時憲歷》)；
肅宗朝，觀象監官員許遠購得《天文大城》、《天元歷經》等冊；
英祖朝，觀象監官員李世澄購得《交食算稿》二冊、《月歷》一冊、《萬年歷》四冊。
這類書籍有的是“彼中禁物”，朝鮮王廷除照數報銷購書款外，還將購書人及參與購書的譯官們“一體論賞”，進行“加資”。
清廷文書的購置在康熙朝曾盛極一時，其種類包括：各部題本、各部密題本，甚至有“批下原旨”，還有各種塘報、京報、時報、邊報及清朝官員的奏章譽本等。而此類“文書虛實有難的知”。清朝通事們將此作為一條財路：偽造大量文書轉賣給朝鮮使團，而朝鮮使團的譯官們也不問真偽一概收買，回國要賞。
承擔官方采購書籍任務的，除譯官和觀象監官員外，還有使團里的醫官和畫官，給醫官的指令是：“買取院中(指王廷御醫院)所無醫書之最緊者以來。”14
部分中國醫學典籍流入朝鮮后，被翻刻刊印得到廣泛傳播。如《外科精要》、《瀛奎律髓》、《永類鈴方》、《十藥神書》、《婦人良方補遺大全》、《救急方》、《脈訣理玄秘要》、《醫學》等。15
曾三次使華的朝鮮朗善君李俁，其父于順治朝初年使華時就開辟了豐潤縣王氏一家作為據點，每次李俁使華多要作客王家，王氏每“覓納書冊及斑硯”，李俁則“酬以黍皮、技三、劍竹、銀刀等物”，亦有街坊鄰里聞訊來賣書帖者，則“或購或還給”。16
到了北京，朝鮮商人也用不著滿街搜買，自有書商、古玩商找上門來，甚至“開其所居，為之陳列，以供清賞”，稱為“借排”。而有資格得到清商“預入物貨”的，當然也是老主顧了。與樸趾源同行的趙主薄就是這種最受北京商人歡迎的一位，因為他：“燕行二十余次，以北京為家，最嫻漢語，且賣買之際未甚高下，故最多主顧。”再看樸氏所見其借排物品：“戶前列二余盆花草，俱未識名。白琉璃甕高二尺許，沉香假山高二尺許，石雄黃筆山高尺途。復有青剛石筆山，有棗根天成魁罡，以鳥木為跗座，價銀為花銀三十兩云。奇書數十種，《知不足齋叢書》、《格致鏡源》，皆值太重。”17
此當乾隆四十五年(1780)，時朝鮮正宗四年，正宗國王臣事清朝最為誠謹，與“十全天子”乾隆帝一唱一和，相互吹捧，甚至“進而把兩國的關系，變成一個大家長和一個小家長的私相授受的游戲了”。18在這種情形下，朝鮮使團的購買書籍文物的活動也達到了最高峰，但其副作用也是明顯的，除了白銀大量流失、難以為繼外，更讓朝鮮王廷不能容忍的是異端邪說的大量傳入：“近來燕購冊子，皆非吾儒文字，率多不經書籍。左道之熾盛、邪說之流行，職由于此。”19由于此類書籍“乖世道而害正學”，朝鮮王廷將此納入禁條：“凡燕書籍之涉于左道，不經異端妖議正之說，及雜術方書，一切嚴禁。”20此后朝鮮政府曾掀起數次“教獄”，迫害大批天主教徒，并一再申令“邪書邪具”的禁令，但天主教仍在朝鮮部分士人中開始流行，這也可以看作是朝鮮使團文化思想交流活動的成果之一。
朝鮮使團在將大量漢文典籍帶回朝鮮的同時，也將部分朝鮮優秀文化成果帶到了中國，并得到流傳和應用。例如朝鮮著名的醫書《東醫寶鑒》。21樸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入燕京時，在書肆竟發現了此書：“我國書籍之入梓于中國者，甚罕。獨《東醫寶鑒》二十五卷盛行，版本精妙。”22其所見是乾隆三十一年刻印本，售價為“五兩紋銀”，雖然樸氏因“余家無善本”，而“甚欲買取”，可惜囊中羞澀，只得“赍悵而歸”。
(二)朝鮮文士訪華及其與中原文士之交往
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朝鮮使團中的文士，他們通常不是使團主要成員，是以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