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漢朝僅僅冊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來投附的地方政權，政策相當務實。對于其認為在可以控制范圍內的政權，如若敢于挑戰漢朝的共主地位，就會遭到軍事打擊，漢武帝就因此先后擊滅南越、朝鮮、并遠征大宛。而在其控制范圍之外的國家，如安息、大秦等，漢朝都承認其獨立地位，并不試圖進行冊封。

[編輯]重組——羈縻制度

公元291年，西晉爆發八王之亂，其后中原王朝崩潰，北方游牧民族大量進入華夏民族的中樞地帶，原有的冊封體系隨之崩潰。直至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之后，朝貢體系方得到恢復。但是，隨著唐朝的崩潰，遼、宋、金、元等朝代相繼而起，整個朝貢體系再次陷入混亂之中。

在這一時期內，往往同時有多個政權均聲稱自己是天下之主，要求周邊諸國朝貢，各小國往往也同時向多個大國朝貢，更有一些國家一邊接受朝貢，一邊又向更大的政權朝貢。這都使得這一時期的朝貢體系呈現出多元的網狀特征。即便是在唐朝國力鼎盛之時，日本、渤海等國也力圖成為次級的朝貢中心，甚至互稱對方的使節是“貢使”。

同時，這段時間內中原政權往往采取“羈縻”政策取代原有的冊封制度，最主要的特點是，封賜的不再僅僅是王號，而是和直屬官員相同的官職，比如南朝宋順帝就曾封百濟國王為“鎮東大將軍”，封日本為“安東大將軍”。唐太宗時開始，更普遍封賜各內屬的地方首領官職，設立羈縻州、縣，以體現其“華夷一家”的思想。如渤海被封為“忽汗州大都督”、疏勒被封為“疏勒都督”等等。

元朝時，中國地區的皇帝名義上是全蒙古帝國的共主，國勢空前強盛，但除高麗國王短期被冊封為“征東行省丞相”外，統治者并未采用傳統上的朝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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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閻立本 職貢圖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羈縻制度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在唐朝軍事力量籠罩之下的地區設立的羈縻州、縣，其長官由部族首領世襲，內部事務自治，并進行象征性的進貢，但是負有一些責任，如忠于中原政府、不吞并其他羈縻單位和內地州縣，以及按照要求提供軍隊等等，實際上中原政權將其視為領土的一部分，文書用“敕”；一種是所謂的內屬國，如渤海、疏勒、南詔、契丹等，一般封為都督或郡王，有著自己的領土范圍，但是其首領的政治合法性來自于中原政府的冊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權將其視為臣下，文書用“皇帝問”；一種是所謂的“敵國”和“絕域之國”，如吐蕃、回紇、日本等，雖然可能亦有冊封，然多為對現實情況的追認，其首領的通知合法性并不依賴中原政權的冊封，中原政權的文書多用“皇帝敬問”。

宋朝之后，進一步加強了對第一種情況的羈縻州、縣的控制，在部族首領之外，加派中原政府任命的監管官員，到元代逐漸演化成土司制度，實際上將其納入了中原政權的領土之中。

[編輯]鼎盛——朝貢制度

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確規定了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球、蘇門答臘、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齊、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國為“不征之國”，實際上確立了中國的實際控制范圍。他并且確定了“厚往薄來”的朝貢原則。由此最后確立了朝貢體系成為東方世界的通行國際關系體制。在這個體制中，中國中原政權成為一元的中心，各朝貢國承認這一中心地位，構成中央政權的外藩。

Image:鄭和在公元1414年帶來的長頸鹿.jpg

東非某小國隨鄭和船隊在公元1414年（永樂十二年）進貢的長頸鹿。15世紀前期，隨著鄭和強大寶船隊對印度洋的巡航，以及永樂帝朱棣對北方蒙古勢力的掃蕩，朝貢體系達到了它的巔峰，在明朝陸海軍的“威逼”和“厚往薄來”政策的“利誘”之下，向明朝政府朝貢的國家和部族一度達到了65個。在此同時，日本對琉球、朝鮮；朝鮮對女真，越南對占婆、南掌等國，也都提出了朝貢的要求，形成了數個次級的朝貢中心。

這個時期，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觸的朝鮮、越南、緬甸等國外，在厚往薄來政策引導下，其他的一些國家對于明朝的朝貢，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貿易往來，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貢幾乎成為這些國家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的唯一手段，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間的勘合貿易。

1644年，清朝建立了對中國大陸地區的統治，保留了明朝的朝貢體系，只是要求各國繳還明朝的封誥，重新領取清朝的封誥。清朝明確將和周圍部族的往來分為理藩院和禮部分別管轄。蒙古、西藏等地與內地的往來視為國家內務；由理藩院管轄，朝鮮、日本、俄羅斯等國的來往，視為獨立的外國，由禮部管轄。

[編輯]崩潰——與條約體系的碰撞

1648年，隨著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條約體系逐漸成為歐洲國家之間的主要國際交流體系。同時，殖民體系成為歐洲國家在與其他弱小部族交往時的主導體系。

隨著歐洲國家逐漸同東方世界直接接觸，這幾種國際關系體系之間的沖突便開始發生。1653年，俄羅斯沙皇派遣使節，要求順治皇帝向其稱臣，成為俄羅斯的殖民地。這種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中國的統治者拒絕，而反過來要求沙皇前來北京朝貢。經過長期的武力沖突和外交斗爭，中俄雙方都開始認識到對方的實力，最后于1689年，兩國按照歐洲國際公法的慣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之后又在1727年和1728年相繼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實際上確立了兩國的平等地位。

同時，歐洲勢力逐漸蠶食了中國周邊的各小國，日本也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后，停止了向中國的朝貢，并且進一步加強了對琉球的控制。這些都使得朝貢體系內的成員大幅減少。清朝中期，朝貢國減少到七個：朝鮮、越南、南掌、緬甸、蘇祿、暹羅、琉球。

但是，這并沒有動搖朝貢體系的基礎。因此，直到1793年，隨著英國喬治·馬戛爾尼使團正式到訪中國，條約體系和朝貢體系方才發生了全面的碰撞。馬戛爾尼提出的互派使節、簽訂通商條約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張定制”為由拒絕。

在鴉片貿易上，兩種不同體制之間的摩擦終于達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終于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1842年，中國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首次以文字規定了中國和外國平等往來，朝貢體系的基礎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動搖。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朝貢體系被一個又一個條約削弱。1871年，中國清朝政府雖然一再以“大信不約”為借口拒絕同曾經的朝貢國日本簽訂平等條約，但是最后仍然被迫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朝貢體系開始破裂。隨著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中法新約和馬關條約的簽定，朝貢體系內最后的成員越南和朝鮮也脫離了這一體系，朝貢體系徹底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