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朝貢貿易”的一邊倒，使得我國古代很多商人無法進行等價貿易，于是有很多商人私自組織船隊進行“走私”，以謀取暴利，我們都知道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的家族就是明末清初時期東亞乃至東南亞一代最大的走私集團控制者。
由于在古代走私的行為屢禁不止，而且出于國防的安全，明清兩代一直都在執行“海禁”政策，不過“海禁”的本質還是源于防衛，我國的封建文明是農耕文明，所以從統治者本身來看，就對發展海洋經濟不重視，
而且當時倭寇經常對我國沿海進行襲擾，對于明朝而言，外部的威脅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還有這些倭寇，所以說“海禁”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按照當時的社會環境，
起到了一個保境安民的作用，但是隨著大明財政收入的入不敷出和倭寇之禍的解決，大明王朝又解除了“海禁”。
清朝時期的“海禁”要比明朝更為嚴格，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維護統治，出于在清朝前期對鄭成功家族的防范，以及打擊海盜走私等行為，即便鄭氏家族已經投降清政府后，清朝統治著仍然堅持“海禁”，甚至不允許外國商船靠岸，僅僅留下了一個口岸。
當歐洲人開始用大船利炮攝取大量財富的時候，我們的明清兩朝的海洋事業不光沒有前進，反而是倒退的，這是由于封建王朝統治者思想的局限性所決定的。
總結：封建時期的中央集權導致了“朝貢貿易”的存在，以國家為主導進行對外貿易實則是建立在損害底層商人和老百姓利益的基礎上的行為，盡管施行“海禁”阻擋了外來侵略者，可是同樣也封閉了自己。
可是由于“海禁”的存在，使得一些唯利是圖的人淪為了“海盜”,在“海禁”時期的明清兩代，走私行為更加的猖獗，這些政策受傷最大的還是沿海地區的老百姓們，而且這種政策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是起到消極作用。
基于這些局限性很大的海洋政策，我國明清兩代錯失了很多能夠發展的機會，導致了沒能成為海洋貿易大國，而且最終在清朝也受到了極大損失，到了1840年，清政府的海洋大門終于被歐洲列強的大炮給撬開了。
“片板不許入海”的海禁政策非但沒有阻止倭寇的侵擾，反而斷絕了沿海居民的生路。我們不該簡單沉醉于抗倭戰爭的勝利之中，因為許多“倭寇”不過是被迫“下海”的大明王朝的子民。
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
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
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
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征鞍。
觀此五言律詩，辭旨清麗，構意精巧，意氣昂揚，反映出作者不凡的才情與文學造詣。嘆賞之余，誰也難以想象，此詩的作者竟是一個明朝歷史上令人談之色變的“倭寇”。生活在杭州灣畔的海寧人采九德曾親身經歷過一場所謂“倭寇”劫掠，這一群“倭寇”不過四十余人，其中一位臨走之時，詩興大發，在影壁上題下了這篇詩文。采九德在所著《倭變事略》中照錄此詩后，感慨系之：“觀此四十余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很顯然，即使是日本國內的漢學方家恐怕也難以揮灑出如此高妙的詩文，況且這種日本高級文化人并不多見，因此，這篇詩文的作者定為中國飽讀詩書又懷才不遇的文士。采九德的懷疑確為我們了解明代“倭寇”問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線索。有明一代，甚囂塵上的“倭患”問題讓朝野上下傷透了腦筋，而所謂“倭寇”是否為純粹的日本國人，頗難一概而論。
古代中國與日本的交往可謂源遠流長，隨著地理知識的豐富與航海技術的提高，彼此間的往來開始變得愈來愈便捷。秦漢時期，日本諸國前往中國一般循朝鮮半島北上，路途相當遙遠，“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但從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國多從南道浮海而來。如北宋雍熙年間，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國后，曾上表陳述其旅途：“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信風的幫助可以使漫長的航路變得輕而易舉。同時，從中國到日本，也相當便捷，他當時是從浙江臺州離開的，“季夏解臺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而日本群島呈南北縱向分布，南部諸島嶼與中國閩、浙沿海地區的交通顯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國南路航線的開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首先，它為兩國民間交往與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當然，這種民間的交往受到相當嚴重的制約。應當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給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設帶來了新的考驗。長期以來日本群島處于分裂割據狀態，南部諸島的武士與商人開始進入中國沿海，進行走私及燒殺搶掠等海盜活動。日本在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中稱為“倭國”，因而中國朝野便將入侵騷擾沿海的日本海盜稱為“倭寇”。中國海岸線漫長，沿海抗拒官府的綠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諸島為根據地，內外勢力極易聯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邊區發動剽掠。這種嚴重的態勢在明朝初年就已顯露無遺。
元朝末年，江蘇泰州人張士誠、浙江臺州人方國珍分別在當地起兵反元。張士誠占領高郵等地后，控制了作為元朝南北交通樞紐的大運河。同時，方國珍起義軍奪取了元朝運糧船只，以浙江沿海為根據地，阻斷了元朝漕糧北運的海路。這兩支義軍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戰的漁家子弟。元朝政府為恢復東南漕運與海運之路，用高官厚祿誘降張士誠與方國珍，但他們往往屢降屢叛，依舊各自占據著自己原有的地盤。如張士誠全盛之時的轄地就“南抵紹興，北越徐州，達于濟寧之金溝，西距汝、穎、濠、泗，東薄海，二千余里”。東南沿海重鎮如寧波、紹興、杭州、蘇州等地，均在張士誠的勢力范圍內。方國珍的地盤，則主要限于浙江慶元、臺州、溫州三路。后來，在朱元璋軍隊的進攻下，張、方兩個割據政權先后敗亡，但其殘部大多逃亡海上，成為出沒無常的海盜。更為嚴重的是，這些“負固海島”、行劫江湖的中國海盜與日本倭寇勾結起來，并為之向導，聯合向明朝沿海地區頻頻進犯，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海患”。他們所到之處，焚燒民舍，擄掠財物，北起遼東半島、山東，南到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
明朝初年“倭患”的出現還有一些客觀背景。14世紀初，日本進入了南北朝對峙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各據一方，為爭奪土地與人口互相攻伐，戰亂迭起。在爭戰中失利的封建主及其武士們組織起來，到中國沿海進行武裝走私，一有時機便大肆殺掠。元末明初中國改朝換代的混亂更給了他們可乘之機，因此，在從遼東半島到廣東、海南數千里的海岸線上，“島寇倭夷，在在出沒”。可見，當時“海患”的性質較為單純，主要有兩股勢力涉及其中，一是敗亡海上與官府對抗的綠林人士，即“島寇”；一是日本方面的武裝走私者。
為解決這種海盜性質的“倭患”問題，朱元璋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他在以重兵武力鎮壓的同時，派遣使者照會日本國王敦促其制止這種侵擾行徑。但日本執政者答辭簡漫，毫無誠意，這使朱元璋十分不滿。不過，鑒于元朝進攻日本嚴重受挫的歷史教訓，明太祖采取了克制與忍讓的態度，力求從本朝內部解決問題。為斷絕中外海盜的耳目與內應，他下令禁止濱海居民私自出海，并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大量招納原張士誠、方國珍部下軍士及瀕海的船戶、島人、漁丁為兵，自淮、浙至閩、廣，共計十余萬人。這可以說是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之始。這種政策雖然斷絕了無數漁民的生活來源，但由于大量漁民被籍入伍，事實上由國家供養起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由海禁造成的嚴重矛盾。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謀反事發，據供稱，日本幕府與之有勾結。日本貢使伏兵于貢船，并將火藥兵器藏于入貢的巨燭之中，等進宮朝見時，內外一齊動手。事情敗露后，朱元璋無比氣憤，立馬斷絕了與日本官方的關系，開始著手在沿海建設大規模的防務工事。洪武十七年（1384年），湯和等筑山東、江南、江北，浙東、浙西海上59城，以備倭為名，設置行都司。二十年（1387年），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筑海上16城，籍民為兵，以防倭寇。這種海防建設稱得上是朱元璋的創舉，對于保障中央王朝海疆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明朝政府還增置沿海衛所，添造多櫓快船。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從遼東至廣東沿海共有五十多衛，擁有士兵二十余萬，而且防御設施相當完備。如每衛有5個千戶所，備有戰船50艘，每船旗軍50名。也正是由于擁有了強大的海防力量，才使洪武一朝的“海患”得到有效遏制，未釀成大患。
在這些偽裝的“入貢使者”之外，為數眾多的日本海盜直接使用武力對明朝沿海地區進行殺掠，為此，明朝政府進行了積極的抵御，給肆虐的倭寇以沉重的打擊。當時最輝煌的戰役即劉江指揮的遼東望海堝之戰，生擒數百，斬首千余，使來犯的倭寇無一逃脫。這一勝利力挫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倭寇不敢再組織較大規模的武裝入侵。可以說，到永樂年間，隨著中日關系的密切，“倭患”問題也變得日趨復雜。
正統、弘治年間，沿海倭寇入侵屢禁不止。為此，明英宗特下詔沿海地區全力備倭，遣重兵防守要地，增筑城堡，嚴把關口，派兵分番駐屯海邊咽喉之地。嚴陣以待的明朝海防大大減少了倭寇偷襲的機會，使附近居民得到較大的安全感。可以說，從明初到弘治時期，沿海“倭患”問題的性質較為單純，中日兩國的關系在表面上還維持著“朝貢”往來，即使在朱元璋與日本絕交之時，沿海3個市舶司并沒有廢止，也就是說中日仍然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貿易關系。及至世宗嘉靖年間，中日貿易關系及“倭患”問題發生了重要的轉變。
15世紀末，日本諸島又陷入諸侯割據的混亂之中，各大封建主都力爭向中國的所謂“入貢”權，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寧波。按規定，入貢須按先后順序，由市舶司驗貨及招待。宗設早到一步，照例應先予接待。可是宋素卿是一位遷居日本的寧波人，熟悉明朝官場交接之道，他通過賄賂主管太監，讓后者先行查驗貨物，而且款待規格遠在宗設之上。宗設大為不滿，憑借其人多勢眾，咆哮公堂，追殺瑞佐及其隨從，并向明朝守軍發起攻擊。他們大肆擄掠寧波及周圍地區，如入無人之境。備倭都指揮劉錦等人慘遭殺害。這一事件一時震動了朝野上下。
一小股入貢使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這顯然與明代中期海防力量廢弛有著直接的聯系。據記載，時至嘉靖年間，由朱元璋及朱棣等苦心經營的海防工事廢壞已相當嚴重，戰船、哨船“十不存一”，備倭衛所的士兵數量銳減，僅為原來的4／10，這使得明朝軍隊在氣焰囂張的倭寇面前束手無策。當時，內閣首輔夏言等人閉口不談海防問題，而將這件倭人侵擾事件簡單歸咎于市舶司的存在，認為“倭患起于市舶”，建議罷置市舶司。明世宗以為言之有理，遂于當年罷省沿海市舶司。這一舉措可以說是明朝海禁政策最極端的表現。事實證明，這種極端的海禁政策是導致明朝中葉沿海“倭患”日益嚴重的最主要原因。
從根本上講，“倭患”問題反映了日本對中國物產的貿易需求。明代社會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日本方面對中國許多商品需求量很大。胡宗憲《籌海圖編》中專有《倭好》一節，記載了日本人喜歡的中國物產。如衣料類：絲、絲棉、布、錦繡、紅線；日用器物類：針、鐵鍋、瓷器、漆器、女人脂粉；書籍類：佛經、醫書及四書五經。除此之外，日本方面還特別需要中國藥材。同時，中國士民對日本商品也有濃厚的興趣。如日本所產倭刀以其鋒利精巧備受稱道，成為官紳士民爭相求購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飾物等，也頗受明朝百姓的歡迎。
起初，朱元璋雖與日本官府絕交，但仍保持著官方貿易，市舶司就是明朝政府專管海外貿易的正式機構。市舶司原設于江蘇太倉黃家渡，后以地近南京，改設于福建泉州、浙江寧波、廣東廣州三地。市舶司在禁止海上走私、抑止奸商牟取暴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明官府調節有無，增加收入，節省海防建設的開支，達到了“利權在上”的目的，控制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
日本使者到中國“進貢”之時，除正常的官方貿易外，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