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萬兩，從1913年1月起租期為10年，議定“四局”每年的租金11萬兩，押租25萬兩。[2]楚興公司承租“四局”后獲得巨大利潤，使得湖北的大小軍閥垂涎三尺，他們極力刁難并制造借口在承租期未滿時，便提前于1923年奪走了楚興公司對“四局”的承租權，及唐春鵬等人為首重新組織楚興公司租辦“四局”。雖受此挫，但徐榮廷等人，畢霓積累了經辦近代企業的風險，尤其是積累了自己投資開辦機器工業企業的資金，遂自行創辦了大興、裕華紡織公司。

1922年徐榮廷、蘇汰馀等人拿出白銀210萬兩在河北石家莊籌造紗廠，即大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廠址選在石家莊，確實棋高一著，他們看到，石家莊綰毅西北，控制燕晉，既為棉煤出產之富城，又靠近棉花產地。優越的地理條件，為此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礎。1919年，楚興公司的主要股東張松樵也倡議自辦紡紗廠，并曾邀集楚興公司會計姚玉堂及梁熔妮，胡秉清，何紹儀等人籌集資金50萬兩，后又聯合漢口紗業公會(出資72萬兩)籌設裕華紗廠，由漢口紗業公會主度孫志堂任總經理，張松槽任經理。后因孫志堂在經營上受挫，裕華紗廠改組，將紗廠改為裕華股份有限公司，由“楚興”經理徐榮廷出任董事長，張松樵任經理，資本總額為120萬兩，廠址設在武昌上新河。1936年，裕華，大興兩廠投資在西安合建大華紡織公司，從此造成武昌裕華，石家莊大興，西安大華三大紡織企業遙相呼應的鼎立之勢。到年底時，裕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300萬元，。紗錠43416枚，布機504臺，工人2093名，年產棉紗41977件，棉布221500匹，大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300萬元，紗錠30144枚，布機 500臺，工人2334名，年產棉紗32744件，棉布290645匹，火華紡織股份公司資本額250萬元，紗錠12000枚，布機320臺，工人700名，年產棉紗6685件，棉布120387匹；

1931年，位于武漢下游的利華煤礦，因營業不振特邀徐榮廷等人投資入股，經過現場察看盾，徐榮廷，蘇汰馀，張松樵，姚玉堂，黃師讓等決定投資利華煤礦50萬元，并將該礦改名為利華股份有限公司，到1936年底時，該礦資本額高達120萬元，工人1838名，年產煤 187720噸。

舊中國金融業畸形繁榮，但在官僚資本的控制下，大銀行熱衷于債券和商業投機，與民族資本機器工業極少往來，私營錢莊雖與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企業有融通關系，但它們資力較小，難于滿足企業的要求。為了解決企業集團發展的資金問題，裕大華還自籌金融事業。 1942年，裕大華資本集團開始投資于永利銀行，年底將共改組。由于裕華投資300萬元，大華投資330萬元，大興投資60萬元、利華投資60萬，裕大華的投資已占該行股本額的75%，從而將永利銀行控制在自己手中，拉入了裕大華資本集團。從此，裕大華資本集團已超越了紡織行業的界限，而伸展到了采礦業、金融業，成為一個跨行業的經濟聯合體。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民族資本工業企業在夾縫中生存，困難重重，首先，由于洋貨和外資在華企業的產品泛濫，產品市場狹小，其次，資金不足，卻難于得到金融扶持，不能以票據向銀行貼現，借款利息很高且要以廠基抵押，再次，稅捐負擔沉重。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中，“裕大華”為什么卻能得到發展呢?有客觀的條件，也有企業內部經營管理的主觀原因。

客觀原因是，在徐榮廷等資本家承租“四局”后不久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爆發后，源源進口的棉布棉紗頓形銳減。到1918年時，小國從英國進口棉布071325匹，從美國進口棉布100309匹，較1913年英國減少為八分之一，美國則不及十分之一，日本對中國的棉布進口數量，雖從1913年的5716594匹，增至1918年的7005088匹，但所增數僅足彌補原來自美國的進口數。而從英國、印度、日本進口的棉紗1018年則為1114618擔，亦減一半。由于進口減少，國內市場上棉布棉紗行銷走俏，價格上漲，如16支紗由每件銀1S0兩漲至230兩，而與此同時，棉紡織工業所必須的原棉價格，卻由每擔銀20余兩下降到18兩左右。一方面是棉紡織產品布、紗價格上漲，一方面是棉花價格下跌，它給民族資本紡織業造成極為有利的發展良機。以致“過去30年所成諸廠，歷久奄奄不振者，茲者頓然起色，盈利年余百萬，企業者乃踵起而營紡織廠矣”。

由于產品易銷，供不應求，該廠從1914年下半年起開始增加夜班，到1915年春季改為日夜兩班，擴大了生產規模。在未加夜班以前，“布局”每天產紗(混合紗支)40件左右，布450匹左右。加夜班后，每天可產紗58件、布610至630西。改為兩班后，每天產紗80余件，布900至1000匹。結果，楚興公司在不到十年(實為9年另9個月)，獲利千余萬元之多。[3]尤其是木戰剛剛結束的1919年和1920年兩年，便盈余達800萬兩。[4]“楚興”的優厚利潤，使楚興公司的主要資本家及股東大發共財，到楚興結束時，每100兩銀子的股本便可分得350兩。[5]除了股紅分配外，他們還有所謂“人紅”的收入，公司幾個主要人員歷年分得的紅利和酬勞費相當高，如徐榮廷分得50余萬兩、蘇汰馀30余萬兩、姚玉堂30余萬兩、張松樵30余萬兩、黃師讓5萬余兩。[6]

抗日戰爭開始后，沿海民族資本棉紡織業受到很大的破壞和摧殘，廣大內地紗、布缺俏，紗、布供不應求，價格節節上漲。當時因申紗銷行受阻，需求者逐漸集中于武漢。然而武漢每日出產有限，供不應求，市價扶搖直上，以裕大華所屬企業生產的紗、布售價為例，從1937～1938年幾乎是月月上漲。

與棉紡織價格扶搖直上相反，棉花卻出現相對的供過于求，以致棉價下跌。如，裕華 1938年2至3月購進棉花每百斤價格只相當于1937年1月的66%左右，大華1938年2月所購上細陜花每百斤價格只相當于1987年1月的56%左右。

上選前后兩次棉紡織品價格的上漲及棉花價格的下降，是發展民族棉紡織業的有利客觀條件。“裕大華”資本集團高明之處就是充分利用了這一時機，謀求了企業的發展和擴大周而成為民族資本中的姣姣者。

“裕大華”是民族資本企業集團，這種性質從本質土決定了它經營的目的只能是為追求資本增殖服務。出于這種根本目的，該公司較早且較為成功的運用了費事主義的經營管理去組織企業的各方面工作。簡要地說，裕大華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很注重以下幾點：

一、不斷增加設備、擴大規模。不斷擴充設備，增加生產規模是裕大華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一大特色。設備的擴充,規模的擴大有力地提高了裕大華的素質和競爭能力。裕華紗廠原先只有紗錠2萬枚，“五四”運動后，國貨銷售增加，裕大華的決策看不失時機地決定該廠紗機增加一萬錠，并附設布帆四百架，以提高紗、布的生產能力。這一計劃在1922年完全實現。二年后，裕華滅再次增加紗錠一萬枚，布機百余架，由于資金不足，這次實行了賒買的辦法，由張松樵出面向安利英洋行賒買紗機一萬錠，商定的付款辦法是以這一萬紗錠開車后的盈余分斯償還，兩次較大規模的增加設備，使裕華廠在不太長偽時間里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紗錠4萬只，布機504臺及全部配套設備，并且不欠外債的棉紡織企業。大興廠的設備增加速度也很快。該廠1922年6月建成投產時，擁有紗錠25000只，到1924年就增設了布廠，添置了布機300臺，1926年又添布機100臺，1941年增加布帆 100臺，1942年再次增加紗錠5000錠。除紗錠布機外，該廠還在1928年增設毯廠，置毯機8臺，在設廠后的幾年間，裕華、大興紗、布機設備的增加速度高于同期全國華商紗廠紗、布機的增長速度。如，192i年全國華商紗廠紗錠增加指數是1922年的116.19，而同期裕華，大興廠紗錠的增加指數卻是131.74；1924年全國華商紗廠布機增加指數是1922年的148.11，而同期裕華，大興廠布機增加指數是199.90，由于不斷地增加設備，擴大生產能力，為裕大華的發展奠定了扎實的物資基礎。

二、注重對企業的技術改造。“裕大華”資本家投資并控制利華煤礦后不久，即著手對該礦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架設空中運輸索道。利華煤礦位于黃荊山背長江的一側，距江邊8里，所產煤炭耍繞山路以人力運至江邊上船，因運輸成本高，經營中虧損嚴重，裕大華投資該礦改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即著手解決煤礦運輸問題。他們根據礦山地勢特點，決定引進德國勃來息脫復式空中運輸索道。1933年8月開始建設，1934年7月全線竣工，索道全線長4.350公尺。空中運輸索道從根本上改變了該礦的面貌：提高了運輸效率，每日運行20小時，運煤能力達1200噸，大大減少了運煤工人數量，索道兩端日夜兩班總共只需32人即可，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包括折舊費在內，每噸煤只需二角四分；擴大了該礦出煤能力，使該礦原煤年總產量在1935年上升到138.045噸，1936年進一步增到187.720噸。達只是其重視技術改造的一例，其它還有很多。

三，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確保企業的產品質量。裕大華的主要經營者十分重視產品的質量，他們清楚地知道，質量是鞏固和擴大產品市場、增加盈利，使企業立于不敗的根本。裕華生產的棉布在大革命前后的一段時期，以十三磅布居多，這種布除暢銷湖北省外，還遠銷江蘇、山東，湖南等省。這種布的生產中嚴格用料，以21支紗為經、23支紗為緯，經紗密度緊，捻度大，緯度松，捻度小，組織嚴密。由于嚴格用料，保證了棉布的質量，使“所出紗布，大受社會歡迎，賣價常高出他廠出品數兩以上。”[7]至于名牌產品“萬年青”紗，布的用料則更為講究，該廠對于生產這種牌號的原棉必嚴格篩選，凡次色棉，黃色棉，油污棉等均要一一加以剔除。整個生產過程執行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如“掐紗”一道工序就配有二名監督人員和一名記帳員。他們手中持著小秤，隨時對棉花進行稱量并督促。按照規定和質量要求做好接頭、扎絞，補絞及用剪等各項工作。在產品的包裝方面，該廠對出廠產品的包裝至為嚴格，十分考究，尤其是打小包，必使其甚為美觀而后可，小包頭尾異常整齊，紗路平行且少縐痘，深受用戶歡迎。有資料說，“該公司三萬錠之出產，除供給布廠320臺布機之經緯紗外(通開夜32)，僅余紗五六十包耳，10部打小包機猶戚不足。”[8]可見該廠打包工序之精細。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在保證該廠的產品質量上起了重要作用。

四，抓緊進行資本積累。“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纜，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積累就是資本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9]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不可能正常發展，但達并不排斥某些民族資本企業進行有限的資本積累。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另一方面，“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10]一個民族資本的企業家，為了在與外資企業，外國進口商品以及同行業資本家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站住腳，使自己處于有利地位，就必須進行資本積累。裕大華資本家徐榮廷等人，在內在追逐剩余價值、外在競爭的驅使下，從經營實踐中不斷悟到企業進行資本積累的重要。1923年冬，石家莊發生金丹案，造戊通街閉市，買賣絕跡，使石家莊大興廠的存紗數千包無法推銷。幸公司資本稍裕，從武漢運款發放大興廠職工工資，避免了停產。總經理徐榮廷為此戚慨萬端，并樹立了“公司之發達，地點與人力固屬重要，尤以鞏固資本為先”的思想。為了鞏固資本，擴大積累規模，裕大華實行如下措施：

第一，發行公司債，吸收企業內部存款。裕華公司股本共計銀156萬兩，而截止1926年9月，所有地皮、建筑、機具等共費銀達280萬兩，兩數相較，不敷甚巨，而營運一項，尚另需流通資金百余萬兩，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