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規定：俄國商隊每四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許超過。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規定更加嚴格。那里的外國船只，最初只許停泊澳門，不許進入廣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準停泊距廣州四十里外之黃埔。澳門的船只，則限定在二十五只以內，不許增添。所有外商船只，必須連環保結，一人犯法，各船負連帶責任。在入港之后，必須卸除船上軍火炮位，方準貿易。護貨兵船，只許在距廣州一百六十里的虎門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許進入虎門要塞。外國商人在銷貨、辦貨完畢以后，必須依限回國，不許滯留廣州。間有因事滯留，亦應離開廣州去澳門居住，事畢回國。其在廣州居住期間，必須寓歇行商館內，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動。
其次，表現在中外商人相互關系的規定上。
在這些規定中，有以下三個比較重要的方面。
1、外國商人只能和中國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
在恰克圖的陸路貿易中，所有參加貿易的中國商人，必須先向理藩院領票，憑票經商，“無票者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設八行，選殷實者為行首，與眾商會同估定貨價。各商按到集先后，以次交易。
在廣州、寧波、廈門，也有專門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組織。中國出口大宗的絲茶，完全由行商包攬，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進口貨物，也只能賣給行商，不能賣給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質。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廣東地方當局就規定外國商人必須“各自照貨，分別投行”。行商對海關承擔義務，代理外商赴官納稅。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開始對外國商船實行擔保。十年（一七四五），粵海關監督正式設立保商，由各行商選充，定為制度。在承攬貿易之外，還代理外商繳納船鈔、貨稅及其他承保事務。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組織。從此，行商不僅承攬貿易、鈔稅，而且成為外商一切活動的實際管理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廣州海關監督將從前行商得選舉行總的辦法定為制度，設立總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選一、二人“總理洋行事務，率領各商與夷人交易”。通過總商，更便于對外國商人的控制。
2、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內地商人進行任何聯系。
這方面的控制，更加嚴格。外國商人不僅嚴禁進入中國內地，而且根本不許與內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中，有一條就是禁止外國商人雇傭中國人進入內地購買貨物，探聽貨價。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廣東巡撫又進一步禁止行商代運外國貨物到內地發賣。這就是說，外國商人的買賣活動，只能限于廣州，既不許托人到內地收購貨物，也不許托人到內地推銷貨物。
3、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商人發生資金上的借貸關系。
中外商人之間發生借貸活動，在十八世紀初期，就已經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為了禁止這種活動，清王朝也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措施。在中俄貿易中，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之間，在十八世紀初就曾因債務問題而發生糾紛。為了制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債的中國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系。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產，以致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為了防止行商破產，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為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為防夷五事之一，認為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將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只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產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為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后，歷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么多的防范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著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當時雖然實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但是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和國外還是有商業往來的。當時外國人來清政府做生意只能去廣州。只留了廣州這么一個通商口岸，并且到了廣州也不是隨便做買賣的，只能跟13家對外企業做生意。
這都是清政府指定的13家對外企業，貿易的時間也有規定，只能在夏秋兩季進行。外國人可以在13家企業劃定的地方居住，但交易結束之后，外國人只能去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門地區居住，不能留在廣州。
同時還有一些比較奇葩的規定。第一外國人不能做轎子，轎子在清朝可是身份的象征，外來的商人他們是沒有資格坐的。第二外國人只能在限定的地方居住，不能隨便出來游玩，只能在每月特定的兩三天才能由專人帶到特定的地方游玩一會兒。
第三外國人也不能攜帶武器，也不能帶外國女人進來。因為在清朝看來外國的女人是很開放的，帶過來有傷風化。第四外國人也不能買中文書籍，也不能學習中文，這一方面其實是清政府文化不自信造成的。也是防止外國人和中國人接觸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另外，外國人來清政府做生意的稅費也是非常大的。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海關都是自己控制，清政府本身并不在乎海關的收入，定的稅率只有4%。但是海關官員們為了中飽私囊，在正常的關稅外加了大量的稅費，實際收取的稅費達到了20%，則使得外國人過海關都要討價還價。
清朝前期基本實行的是閉關鎖國的貿易政策，只有在廣州有一個通商口岸，還是受到官府嚴格管制的
一直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才被迫開啟了五個通商口岸與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貿易
清朝統治者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 政策.禁止一切對外貿易。
清廷對于民間海外貿易厲行海禁政策；對于外國來華貿易，仍沿襲明代的朝貢制度加以控制。最初與清朝發生朝貢關系的，主要還是南洋和東南亞諸國，但有許多限制，如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對于西方殖民國家來華商船的限制就更嚴。只許它們停泊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過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許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
清廷放寬海禁后，準許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來華貿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館制度 。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占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 。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后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 。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頻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廷只保留廣州一地為通商出口。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并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后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后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
主要是絲綢、瓷器、茶葉。
這些都有大宗貨物的出口，而且可是說是行銷全球，在美歐、亞洲和歐著都可以看到他們。
中草藥的出口局限在亞洲。
清朝出口貿易的產品局限性還是很大的，基本上都是這些只經過粗加工的初級產品。
（1）由宋朝對外貿易路線圖可以看出，宋朝對外貿易的特點是以海路為主，貿易中心主要在南方．造成宋朝以海路為主，貿易中心主要在南方特點的原因是經濟重心南移，大商港集中在南方，政府鼓勵海外貿易．
（2）由材料二“將帝國的驕傲播向四方，尤其是他們驚人的海上遠征”可以看出，明代初期“驚人的海上遠征”指的是1405年-1433年，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比歐洲的遠洋航行早半個世紀．加強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友好往來和經濟交流，促進了南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3）清朝“與外界隔絕”指的是清政府采取了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要從正方兩個方面進行表述，閉關鎖國政策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動，起過一定的自衛作用；但限制了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的發展；限制了中外文化交流，妨礙了中國掌握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使中國落伍了．
故答案為：
（1）特點：①以海路為主；②貿易中心主要在南方；原因：①經濟重心南移；②大商港集中在南方；③政府鼓勵海外貿易．
（2）事件：鄭和下西洋；意義：促進了中國和亞非各國的經濟交流，加強了我國和亞非各國的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