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央機構——禮部 和理藩院也只不過是一個管理“藩屬之國”、接待“貢使”的 機構。所以，當時的中國“無所謂外交，理藩而已”。
二、總理衙門
隨著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不論是從觀念上還是從體 制上都給清政府以極大的沖擊，中外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 的復雜局面。“外國公使進京”，外交事務日益增多，外 國侵略者對清政府的原有外交體制很不滿，要求清政府設 立專門的外交機構，由政府要員直接和他們進行交涉。加 上在與外國侵略者交涉過程中，奕欣等洋務派“華夷觀 念”的改變，他們從維護清朝統治的需要出發，請求清 政府設立專門負責辦理外交事務的中央機構。基于國內外 形勢的變化，以及一部分上層統治者思想認識上的變化， 建立一個臨時的中央外交機構已是大勢所趨。 1861 年 1 月 13 日，恭親王奕欣、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等聯合 上陳《統計全局》章程六條，“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作者簡介：楊云，女，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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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大臣領之”，負責對外交涉事宜，“并請另給公所以 為衙門，以便辦公，兼備與各國接見”。（《籌辦夷務始末》（咸 豐朝），卷71 ，第2675頁）咸豐帝予以批準。 1861年1月20 日，在北京東堂子胡同的一個鐵錢局舊址內，中國歷史上第 一個專門的中央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的衙門宣告成 立，簡稱為總理衙門、總署或譯署。這是一個有別于禮部和 理藩院，又有別于系統、完整的外交部的過渡性外交機構。 總理衙門的設立是清朝政治體制發展中的一大創舉。用奕欣 的話來說“添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管中外一切交涉，本 系從來未有之創格，并無成法可守。”（《籌辦夷務始末》（同 治朝），卷63 ，第17-18頁）因此，無論它的組織結構還是 它的職能，都和傳統的政治體制不同。總理衙門設南、北洋 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前身為五口通商大臣，1868年，因 通商各口擴展至長江流域，遂改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 大臣初為三口（牛莊、天津、登州）通商大臣，于1861年與 總理衙門同時設立。 1870年，因通商事務擴大，改為北洋大 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務。其內部組 織由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海防股及清檔房、 司務廳組成，其中海防股為光緒九年（1883年）添設。總理 衙門的內部人員編制，大體仿照軍機處的體制，主要分為大 臣和章京兩級。
關于總理衙門的職能，據《大清會典》所載為“掌各國 盟約，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陸出入之賦，舟車互市之制，書 幣聘饗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譯傳達之事，民教交涉之 端。”（昆風、吳中欽：《大清會典》，南洋官書局恭印宣統元 年（1909年）版，卷99，第1頁）可見，總理衙門除主管通 商交涉等事務外，凡與“洋務”有關之事，諸如設關榷稅、 購械練兵、制器造船、鐵道礦山、電訊郵政、教育考試等都 屬于其職掌范圍。但總理衙門的外交職能按照實施方式可分 為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其內部職能包括遣使、設領、協調 地方對外交涉，外部職能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外交禮儀 之擬議與辦理。在外交禮儀之爭中，最為激烈的是外使覲見 問題，爭論至最后，于光緒十六年清政府正式規定：“每歲 正月，均由總理衙門奏請定期覲見，并在該衙門設宴款 待⋯⋯續到使臣，按年覲見，至國有大慶，中外歡騰，并著 該衙門奏請筵宴。”（《清實錄》（德宗朝），卷291 ，第1 頁） 至此，百余年來的覲見問題得以解決。第二，總理衙門還負 責外交國書的收受與掌擬。《大清會典》出使大臣條載“凡 聘問各邦，則皇帝頒給國書，使臣奉以將命”。該條下注云： “國書由總理衙門擬奏，奉準后，咨送軍機處繕請御寶，發 交總理衙門，給使臣齊往所至之國，親遞以通好，使臣三年 期滿，亦請頒給辭任國書，發交總理衙門驛寄使臣親遞。”第
三，辦理往來慶賀事項。此外，總理衙門還掌管對外交涉的 重要職權，如掌理各國盟約、勘訂疆界、保護華工、劃定租 界、息借洋款等等。
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出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的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
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從事這些貿易的華僑，在缺乏本國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對中外關系的增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清王朝的禁海閉關政策
從形式上看，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禁海閉關的時間并不很長。比較嚴格的禁海閉關，只有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這三十年的時間。其他都是部分的、臨時的禁閉。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對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中俄貿易曾三次停閉。除此之外，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盡管如此，禁海閉關的宗旨和這個政策作為加強國防、防止外國入侵的手段，卻貫徹始終。
（一）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
清王朝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大體上有三個方面：一是對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對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三是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1、關于中國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有長期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統治中國以后不久，就開始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頒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后凡五次之多。為了嚴格執行這一禁令，清王朝在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內遷沿海居民。還禁止私人“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從各方面杜絕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實行這樣嚴格的禁海政策，還只是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臺灣鄭成功政權發生聯系，目的主要在于鎮壓臺灣的反清斗爭。但是在清王朝統治臺灣以后，這個政策仍然不時加以運用，作為防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頒布出海禁令時，距臺灣統一已經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貿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話說，是由于南洋的呂宋、噶喇巴兩地，是“西洋國（西班牙）和紅毛國（荷蘭）泊船之所，藏匿盜賊甚多”。康熙帝已經察覺到西班牙和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需要預加防范。這個禁令，實際上只維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后的歲月中，它仍為清王朝對付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個防衛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蘭殖民主義者在爪哇屠殺華僑，中國福建當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貿易。
2、關于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有海、陸兩個方面：陸路貿易，主要是對沙俄；海上貿易，則是對沙俄以外的西方國家。
在清王朝統治初期，當中國實行禁海時，英國、荷蘭就不斷入侵廣州和福建沿海，公開或秘密進行貿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門、漳州（廈門）、寧波、云臺山先后設置海關，開放對外貿易。其中寧波是傳統的對日貿易港口，廈門是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云臺山則是中國沿海貿易的港口，并非對外，只有澳門一口，是專為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而設。由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把澳門看作自己的勢力范圍，排斥其他國家船只的進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貿易，才由澳門轉移于廣州。廣州也因而成為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的一個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并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擴大和絲、茶產區鄰近的廈門和寧波的貿易，甚至企圖深入絲、茶產區，建立貿易據點。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發生洪任輝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關閉廣州以外各口，只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從此以后，除了廈門還允許偶爾由呂宋開來的西班牙船只進口以外，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基本上維持到鴉片戰爭爆發，沒有改變。
中俄陸路貿易的規定，見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在尼布楚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四年得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間，俄國商隊一共來了十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隊。有些私商并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偽造證書，偷來北京進行貿易。加上邊界上經常發生私逃活動，在制止無效之時，清廷終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貿易。
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恢復了中斷五年的中俄貿易。在恰克圖條約中，規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圖和尼布楚地方（后定在粗魯海圖）兩處邊界貿易，其中恰克圖的貿易日益增長，很快就成為中俄貿易的一個中心。十年以后，中國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貿易，都移到恰克圖進行。但是，沙俄不僅置中國意見于不顧，繼續派商隊前來北京，而且違背條約，在恰克圖邊界私征稅收，戕害卡官，越界游牧盜竊，私釋竊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后三次停止恰克圖貿易，進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則停達八年之久。
3、關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對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軍器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軍器的原料，如硫磺、銅、鐵，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鐵不許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鐵鍋也不許出口。顯然，從軍火到鐵鍋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同樣，糧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這里當然有經濟上的考慮，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著首位，即防止所謂“接濟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對付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入侵活動中，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黃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黃一向是對俄國的一項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對大黃的貿易，特別重視。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無從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第三次停市以后，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黃輸出，連廣州也不許出口，以免輾轉輸入俄國。這樣嚴格的限禁，對遏制沙俄的違法行為，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圖貿易重新恢復以后，中俄邊境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平靜時期。
總起來說，清王朝的禁海閉關，著眼于國防的安全，防止外國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則是由于中國當時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重新開市以后，在當年簽訂的恰克圖市約中，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一年以后，乾隆帝在給英國國王的信中也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道光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財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以資賦稅”。這一點，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們承認，他們之所以打不開中國市場，是“因為中國人發現能夠依靠自己的產品生活”，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度以內，能夠保證足夠的“內部安全和繁榮”。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開中國大門，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