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系。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產，以致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為了防止行商破產，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為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為防夷五事之一，認為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將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只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產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為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后，歷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么多的防范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著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清朝統治者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 政策.禁止一切對外貿易。
清廷對于民間海外貿易厲行海禁政策；對于外國來華貿易，仍沿襲明代的朝貢制度加以控制。最初與清朝發生朝貢關系的，主要還是南洋和東南亞諸國，但有許多限制，如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對于西方殖民國家來華商船的限制就更嚴。只許它們停泊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過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許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
清廷放寬海禁后，準許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來華貿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館制度 。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占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 。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后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 。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頻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廷只保留廣州一地為通商出口。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并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后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后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
乾隆皇帝并沒有設立相關的機構，在清朝主管與外國貿易的機構是廣州的十三行，但是是在光緒皇帝時候設立的，還有在康熙皇帝時期設立的閩海關，管理海外貿易
清朝早期海禁的實行與開放的三個階段：
清初，為對付出沒于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集團，厲行海禁，嚴禁民間船只私自出海，違者本人正法，貨物沒官。又頒布“遷海令”，強迫海島及沿海居民內遷數十里，設界不得逾越。對外通商口岸只有澳門。對外貿易和沿海經濟都因此大受影響。
康熙平臺灣后，于二十四年(1685)解除海禁，指定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四地為對外通商口岸。對外貿易悉照明朝引舊制。閩粵各關皆設正副監督各一人，相當于以前的市舶使，來船經監督盤驗許可后，才能進行貿易。對外貿易的商人叫作“行商”、“洋商”，又叫“官商”。對外貿易的組織叫作牙行，又叫“十三行”。
為了統一貿易的規程，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又成立了“公行”，公行壟斷對外貿易，其他的商人不得參與。康熙時，清朝政府雖然開關與外國貿易，但對外國商船的活動極為注意，對逗留外國的中國人也防范極嚴。
乾嘉時期的嚴格限制：
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將通商口岸縮減至廣州一處。二十四年，頒行《防范夷商規條》，在對外貿易方面設置了種種嚴格的管理規定，以后又多次續頒補充條款。清朝對外貿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廣州“十三行”行商代理，行商作為清廷與外商的中介，要負責向外商征收關稅，代為管理外商，并從事對外交涉。
外商在廣州活動以及與“行商”以外的其他商民進行交往，都受到嚴格限制。加強對內地商人的限制，設“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擁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凡外來的一切人員、船只、貨物及納稅等事皆由保商擔保。加稅也是限制與西洋各國通商的辦法之一。清朝政府的關稅分船鈔、貨稅兩種。除康熙時曾一度減輕稅額外，以后各種名目的附加稅日益增多。同時，清朝政府還先后頒行了禁止五谷、金銀、銅觔、絲斤出洋的種種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