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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說到19世紀60年代中國工商業的狀況
這就不得不談到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批商人——紳商階層
由于令清朝統治者創痛鉅深的鴉片戰爭是由于封建王朝一向漠視的對外貿易引起的，于是外貿被夸大地與國家的生存問題聯系在一起，這就迫使人們去重新估價商業的作用。從19世紀60年代起，先后有王韜、容閎、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虬、何啟、胡禮垣等人不斷鼓吹新的社會價值觀。他們稍許有點夸張地認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僅發生在硝煙彌漫的戰場，還有另外一種戰爭，即“商戰”。鄭觀應在他的名作《盛世危言》里發出了“商戰”的呼聲，中國的工商業者自此開始，第一次堂而皇之以“富國”理想的擔當者步入歷史，一向重農抑商的中國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新型社會集團——紳商階層。
從本質上看，紳商階層是經濟實力與政治權力的結合體。它的社會基礎極為廣泛，其中既有先具備功名地位再從事工商業的，也有先具有商人或買辦身份又廁身官僚行列的。前一類人的代表有孫家鼐（咸豐己未科狀元，1859年）、陸潤庠（同治甲子科狀元，1864年）和張謇（光緒甲子科狀元，1894年），這些曾獲傳統社會最高科舉功名的士大夫從事一向被視為“賤業”的工商業，是社會風氣轉變的一個明顯標志。后一類人的代表有胡雪巖、盛宣懷等人。胡雪巖最初是銀號商人，后來因為幫助官軍剿太平軍有功被授官職，人稱“紅頂商人”。盛宣懷的事業則更顯得轟轟烈烈，他先后幫助李鴻章、張之洞“佐理”洋務，其勢力遍及輪
船、電力、紡織、冶煉及銀行業務，后來獲得實授郵傳部尚書等高級官銜。這個階層在形成過程中具有無限層次的過渡形態，亦官亦商，在政界與實業界雙棲既是這個階層的最大特點，也是他們與傳統商人的最大區別所在。純粹的民間資本在當時的中國獲得發展的空間很小。洋務運動最初的十年，李鴻章基本上不許民間資本介入，直到19世紀70年代，因為官辦企業貪污腐敗盛行，虧損嚴重，資金難以為繼，才開始以“官督商辦”形式出現，而“官督商
辦”這種模式最后的結果是商人出錢，官僚貪污，企業效益奇差，商人們最后將這種形式棄若弊履，然后才有“官商合辦”這種形式出現。而洋務派的另一巨擘張之洞則自始至終都對民間資本嚴加拒斥。這種狀況持續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政府對于經濟的控制力極大地削弱，原來一些官辦或官商合辦的企業不是日益萎縮，就是轉向商辦。而這一時期新辦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商辦。由于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不能操縱經濟，也就不能任意破壞經濟。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自由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特征。
我們知道， 18-19 世紀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大一統專制集權帝國，不僅其國家制度在政治治理結構上全盤承襲了秦王朝的郡縣制，而且還徹底地廢除了清初原本實踐了一段時間的諸如給吳三桂之流封王而有利于分權體制發育的封建制度。當時的中國，由于清廷的高壓統治，在政治上實行的是一種高度壟斷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文化上實行的是獨尊儒學的文化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在經濟上則是按仕農工商的序列實行重農抑商及所謂以“奇技淫巧”排斥科學技術的自然經濟政策。
滿清王朝用這種落后的國家制度統治中國，在西方正在興起工業革命和代議制政治的時代，會產自然生長出一個世界強國嗎？我絕對敢說，即使按當代某些中國人在一部歌頌康熙皇帝的電視劇中寫的一句歌詞，“向天再借 500 年”，讓康熙皇帝來繼續統治中國，這個國家雖然由他統治下，在發展停滯的世界中一度領先于全球而被首次來到神州的西方傳教士們稱羨不已，但是如果他不跟上西方的步伐，拒絕對專制王朝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大清王朝將依然會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沒落帝國。
對此，我們只要看看晚清政府搞的洋務運動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自然能夠得出自己的結論。
在西方的漢學家和中國主流歷史學家的眼中，晚清的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的經濟史上和國家制度改革上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運動。導致這個富國強兵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現在看來非常簡單：滿清的洋務運動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國家的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這個運動以堅持滿清王朝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它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全面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相反，自始至終堅持官辦、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的制度，并以此為基礎和前提來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化模式，完全無視建立近代企業制度和公平市場的基本法則。
洋務運動自身的悖論集中地表現在，政府壟斷工業和其它新興產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沖突和不可兼容，即，晚清政府既是國家經濟活動的裁判員，又是市場上的利益主體，并時時刻刻利用其裁判員的權力，目光短淺地去追求其在市場上的經濟利益，而不管企業制度和市場秩序是否會因此而混亂不堪。晚清王朝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并且蓄意壓制有前途的私人企業發展。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與滿清的洋務運動相比，雖然起步較晚，卻成效遠遠大于后者。日本在明治維新運動中，除了國家的憲法中沒有放棄天皇的實權不搞虛君共和之外，不僅規定了國民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其在國家的基本制度上竟然是“全盤西化”，全面模仿英國、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當時的日本政府，除了在國民不知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范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因此，明治時代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沒有私心地發揮公平司法，嚴格執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從而，使國內的私人企業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加上維新期間日本模仿西方的公司法和專利法，鼓勵國民的創造發明，簡化國民創辦企業的審批手續和降低國民創業的門檻，使得私人企業有寬松的創業環境和可以利用剩余權保護推廣西方專利的收益，所以，日本從明治維新時代起，西方的各種先進技術就得以廣泛在日本引進、發展和生根。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僅以李鴻章搞的輪船招商局 (1872 年) 以及開平礦務局 (1877 年) ，上海機器織布局 (1878 年) 為例。對這些晚清最著名的企業，我們很難設想，其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運行機制，居然在制度層面沒有嚴格定義的概念。象李鴻章作為朝廷高官，又是企業的老板，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