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進攻、靈活反擊的新階段。

三、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與趨向

(一)布什政府時期

80年代后期，國際形勢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執意倡導和推行“新思維”，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盤西化之路，結果非但未能扭轉蘇美爭奪中的不利態勢，反而導致政局動蕩，經濟形勢惡化，民族矛盾尖銳。蘇聯的“徹底改革之風”波及中、東歐國家，中、東歐國家開始脫離蘇聯的軌道，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受自身政治、經濟和民族危機的影響，蘇聯被迫大幅度削減軍費開支，實行收縮性的軍事政策，在軍備競賽和地區爭奪上已明顯不是美國的對手。蘇聯綜合國力急劇衰落，國際影響日漸跌落。

面對迅猛變化的國際形勢，美不能不對戰后持續40多年的全球戰略進行全面的根本性的調整，以尋找新的范式替代反共產主義的“遏制戰略”。 1990年3月，布什向國會提交了他上臺后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提出，美國對蘇聯不能只是簡單地進行遏制，而是要大膽地“超越”戰后長期奉行的“遏制戰略”。他試圖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負和雄心，通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將蘇聯作為一個有益的伙伴納入國際體系中”，從而“開創一個超越遏制的新時代”。

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還使美國感到在戰略上需要確立一種由它領導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和擴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灣危機爆發不久，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戰略構想。之后，布什又多次對他的“世界新秩序”構想進行補充和進一步闡釋。“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內容有：(1)強調在美國的領導下，實現一個“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國際事務中更加強調“多邊”合作，而不是“單邊”行動，注重發揮盟國和聯合國的作用；(3)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和理想，建立新的國際體系，在世界上鞏固和推進所謂“自由”與“民主”事業；(4)實施地區防務戰略，重點防止和應對威脅美國利益的地區沖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構想，是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在對外關系方面的一個綱領，其基本目標是維護冷戰后世界的安全與穩定，應付美國面臨的各種新的挑戰，在世界上推進“民主”事業，從而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

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全球戰略雖仍帶有過渡色彩，未完全拋棄冷戰期間的戰略觀念，但它第一次確定了冷戰后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總目標，勾畫出美國新全球戰略的一個粗略的輪廓，成為布什政府對美全球戰略實施調整的總方針。

1993年1月13日，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在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提名聽證會上提出，冷戰后美國“需要設計一項新的戰略”來保護美國利益：第一必須促進美國的經濟安全，第二必須保持強大的防務力量，第三鼓勵正在發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強調對國外民主和人權的支持能夠而且應該是改善美國安全的一項中心戰略原則。1月18日，克林頓發表演講時再次強調，世界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必須適應這種變化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再次強調美國對外政策將建立在上述三個支柱的基礎上

1994年7月，克林頓政府發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擴展戰略”發展為“參與和擴展戰略”，在“擴展”美國的利益、價值觀和政經模式的同時，更加突出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介入和參與，反擊退回“美國堡壘”的主張，堅稱只有“參與”才能“擴展”。(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參與和擴展戰略”的提出，表明冷戰后美全球戰略的理論框架最終確定，標志著美國全球戰略基本完成了從“冷戰型”向“冷戰后型”的轉軌。“參與和擴展戰略”可概括為：利用冷戰后對美總體有利的國際形勢，加強介入和參與國際和地區事務的力度，“擴展自由世界”的疆界，實現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這幾年中，美國在推行“參與和擴展戰略”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驟：

第一，積極構筑美國主導、西方占優勢的大國協調關系。克林頓稱：“美國及其盟友從冷戰時代繼承下來的安全關系對推進冷戰后的議程是個關鍵”，“頭等大事必須是加強和適應美國的伙伴關系來應付冷戰后的挑戰”。但同時強調，“美國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國家。有時候，美國，也只有美國，能在戰爭與和平、自由與壓迫、希望與恐懼之間起決定作用”。

第二，強調經濟優先，突出經濟安全。冷戰結束后，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上升，各國都較前更為重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克林頓政府明確提出將“經濟安全”作為美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為此，美國不但從戰略高度重視對外出口，專門成立了“提倡出口辦公室”，提出“新興大市場”戰略，推行咄咄逼人的對外經濟政策，而且還積極推動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大力支持全球性自由貿易體系的建立。

第三，維護軍事安全，確保安全利益。美1994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在美國對外政策的三項原則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從而改變了克林頓政府在執政的頭一年把經濟問題置于對外政策首位的做法。

第四，注意循序漸進地推進“全球民主化”。克林頓政府上臺之時，恰逢冷戰結束、“歷史終結論”躬逢其盛之時，于是正好繼承老民主黨人的衣缽，明確地將“全球民主化”作為美國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這表明美國決心以更大的力度和規模在全世界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政經模式。

在第一任期內，克林頓政府雖然提出了“參與和擴展戰略”，但其對外政策在國內外仍然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很多人認為，美國對外政策缺乏戰略意識，左右搖擺，前后不一，過份重視近期利益，美國成了對敵對友都既不可靠又難以預測的國家。蘭德公司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由于缺少一個得到廣泛同意的大戰略，許多方面遇到困難。美國的主動性受到削弱，經常處于被動應付的狀態。在眾多的威脅和挑戰面前，更加難于分清輕重緩急并形成前后一貫的對策；許多問題上的方針往往自相矛盾、動搖不定或不能持久”。

(三)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

這一階段，美國開始對它在中、近期所處的國際環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進行評估，并著眼于21世紀的大國競爭，制定了美國面向21世紀的全球戰略。這充分表現在美國先后發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當中。如：1997年5月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前幾年的報告相比，未使用“參與和擴展戰略”名稱，而代之以《面向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再次，首次明確提出2015年之后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成為美國的全球性競爭對手，表明美國對保持獨超地位的中長期前景有所擔心。

最后，首次提出美國面臨著嚴重的“不對稱威脅”的直接挑戰。所謂“不對稱威脅”，是指那些絕對軍事實力與美國極不相稱的敵對國家或敵對勢力利用非常規手段給美國帶來巨大危險的種種威脅，諸如恐怖主義、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戰和環境破壞等。

新的形勢下，美國全球戰略的動向主要有：

1.提出“塑造—反應—準備”(shape-respond-pre-pare)三位一體新戰略構想，強調維護當前利益與應付未來挑戰相結合。1997年5月，美國發表了《面向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參與和擴展戰略”的基礎上，提出了“塑造—反應—準備”三位一體的全球戰略新構想。“塑造”意味著不是要消極地適應國際環境的變化，而應更積極主動地去改造國際環境，使之不斷朝對美有利的方向發展；“反應”是指按照對美國利益威脅的性質和程度，對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危機作出迅速有效的反應；“準備”是指立即著手為不確定的未來作準備，以確保21世紀成為一個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強大的美國世紀。(注：Samuel R.Berger,“A 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Se買粉絲nd Term,”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March7,1997.)“塑造—反應—準備”戰略構想的提出，是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調整過程中推出的一個重大舉措，它既是對“參與和擴展戰略”的有力補充，更意味著美國全球戰略已完成了“冷戰后”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轉型，將著眼于21世紀，以更加靈活多樣和富于進攻性的手法參與國際斗爭。

2.加強對各地區事務的參與，進一步擴展美全球戰略優勢。在歐亞大陸西端，加緊改造和更新北約，大力推動北約東擴，著力推動建立一個“統一、民主，并且在維護和平與繁榮方面與美合作的歐洲”。世紀之交，美國在各主要地區的重大步驟，有著深遠的戰略考慮，就是要通過推行從東西兩翼齊頭并進的兩洋戰略，控制歐亞；通過加強在歐亞邊緣地帶的存在，掌握中東的石油資源，策應其兩洋戰略，對歐洲和俄羅斯等形成戰略箝制和掣肘。“東擴”、“西進”和“北拓”遙相呼應，是美國在歐亞大陸強化其優勢地位的重要戰略步驟。此外，美還不斷加強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響。近年來，美國一改冷戰結束之初對這兩個地區有所忽略的傾向，明顯加大了對拉美和非洲的外交力度，克林頓在第二任期曾幾次前往訪問。

3.積極運籌大國關系，加強對“潛在對手”的防范和牽制。面對世界多極化的加速發展，美為保持主導地位，更加注意運籌大國關系。針對歐盟自身實力的增強、積極謀求成為世界獨立的一極的情況，美國有意在一些問題上作出一定讓步，使美歐聯盟關系得以維系。美國也注意多方緩解美日矛盾，加強與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衛合作指導方針”的制定，標志著兩國軍事合作進入一個新階段。美國還首次提出，在2015年前后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成為美國的全球性對手。這表明，美國對俄、中兩國的判斷逐步趨于嚴峻，對兩國的防范和牽制力度明顯加大。

4.積極推行新干涉主義和“炮艦政策”。冷戰時期，美國以反共主義作為安全戰略的理論基礎和對外干涉的理由。近年來，美國又極力鼓吹“人道主義災難”、“人權高于主權”和“國家主權有限”等謬論，不斷為新干涉主義尋求法理基礎。美國為推行新干涉主義，還更加倚重軍事力量。國防部長科恩表示：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不只是為了對正在變化中的環境作出反應，而且還為了以符合我們利益的方式塑造這個環境”。(注：《科恩稱美安全政策重點將從應付冷戰結束轉向塑造新時代》，新華社華盛頓1997年1月22日英文電。)據美方統計，從1990年至1997年，美軍對外用兵共42次，年均用兵頻率較冷戰時期高出一倍。1998年以后，美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接連3次對外直接使用武力。

5.更加輕視聯合國的作用。聯合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間組織，在維持世界和平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具有普遍的權威性。冷戰結束初期，美國曾較為注意借重聯合國的作用，但近年來繞開聯合國加緊推進西方價值觀念的霸氣明顯上升。1998年12月美國繞開聯合國，聯合英國對伊拉克進行打擊，試圖弱化聯合國在解決地區危機中的作用。特別是1999年3月推動北約對南聯盟進行空襲，是美國安全繞開安理會，操縱北約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進了另一常任理事國的傳統勢力范圍。美國甚至聲稱要重新考慮聯合國安理會的作用、運作和決策程序。美國對聯合國用則取、不用則棄的實用主義態度，嚴重削弱了聯合國的權威，在國際社會創下了非常惡劣的先例。

在美國歷史上，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大變動而對全球戰略進行較大調整多是在戰爭結束后進行的，冷戰后始于布什政府而由克林頓政府加速進行的全球戰略調整則是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的，新舊國際戰略格局過渡期將經歷較長的時間，中間具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所提出的戰略目標、指導原則及政策構想也不斷發生變化。總的來看，這次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