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指標。中國的深海戰略已經觸及美國的亞太乃至全球利益，周邊國家借美國重返亞太之勢在海洋問題上結成利益共同體抗衡中國的潛力大大增強。因此，中國的海洋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國深海戰略面臨的壓力將常態化。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特別是本世紀初，我國和周邊國家海上爭端不斷上升。2009年以來，這個趨勢更加明顯和突出。尤其在南海，我國和菲律賓、越南摩擦不斷。在東海也發生了中日撞船事件，中日關系一度出現嚴重倒退。此外，一些國際輿論大肆炒作中國發展海上力量，還有很多大國企圖插手介入南海問題，以所謂“國際航行自由”搶占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2011年以來，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態度強硬，中越、中菲之間的摩擦不斷，；中突升級。中國海上鄰國出現“合縱連橫”，共同制衡中國的趨勢。美國以海上安全作為其構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積極配合，南海爭端國際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快。美國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戰艦，在澳大利亞部署海軍陸戰隊，標志著越戰以來美國首次在太平洋地區擴大長期軍事存在，其矛頭直指中國。菲律賓和越南的強硬立場和行為不僅受美國對地區安全的承諾和支持的鼓舞，同時也有深刻的國內政治經濟困境壓力。在11月舉行的東亞峰會上，除柬埔寨、緬甸外，其余16個國家都談到了海上安全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國家表示對南海的關切。
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隨著航母的試航進一步引起周邊國家的警惕和關注。應對中國崛起引發的地區力量失衡，已經成為美國與周邊國家最重要的課題和挑戰之一。周邊國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國，經濟上力圖分享中國經濟成果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夸大南海爭端既是美國加大亞太戰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邊國家平衡中國影響力和塑造中國未來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爭議已經成為中美戰略較量的焦點，也將成為過去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世界主導權轉移的一個信號。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切與臺海兩岸關系聯系到一起。中國臺灣地區也對南海聲稱擁有主權，如果中國臺灣因實際控制的島嶼與周邊地區發生武力；中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勢將是一個重大考驗。總之，自1995年美國首度表示關切南海問題開始，美國的目光就沒有離開過這一地區，美國的持續介入使南海地區的安全局勢趨于緊張和復雜化。
2010年4月，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中國軍隊尋求擴張海軍力量》一文，7月該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國和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文中聲稱，中國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訪華的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聲稱，南海是關系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許任何人干預南中國海事務。而在這之前，中國只將臺灣問題、西藏和新疆問題等定位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說”一經出臺，便被國際社會不加分辨地全盤引用，成為佐證中國外交轉向強勢和擴張的重要論據。總體上，中國學界和各種智囊機構的態度較為謹慎，有的還提出質疑，如有軍方學者撰文表示，“南海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提法僅見于中國個別學者的言論，并非高層領導的正式表述，更未寫入國家戰略性報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國際社會對“核心利益說”的強烈反應，表現了南海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對中國崛起的嚴重憂慮。國外把“核心利益說”解讀為崛起后的中國在劃分東亞的勢力范圍，中國今后的外交政策會日益咄咄逼人。國外還普遍將“核心利益說”與釣魚島“撞船事件”相提并論，據此判定中國將采取日趨強硬的外交政策，中國崛起會對世界秩序產生重大的不確定性。
2．半島局勢僵局難破
中國周邊安全的最大軟肋是東北亞，朝鮮半島形勢是風向標。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是中國安全的致命弱點。歷史上，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都在這個地區。新中國成立后，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以及60年代中國與蘇聯的珍寶島沖突都對中國安全造成極為嚴重的威脅。即便是美國學者也承認，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具有很強的合法性，包括維護中朝邊界的穩定、阻止對華包圍圈的形成以及顯示中國和平崛起的決心與可能性。
3．日本“遠交近攻”加強日美同盟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發生特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三重災害。日本大地震的國際救援行動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況，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對外關系的親疏遠近排列順序。即日美同盟為中核；第二層次為間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國同盟旗下的英、法、韓、澳大利亞、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第三層次為與日本歷史淵源甚深且有共同價值觀的東南亞國家：第四層次為能夠對中國實力起制衡或牽制作用的俄羅斯、印度、蒙古等國。具體來說，處于中核的日美同盟關系在快速協調應戰能力方面彰顯了無與倫比的優越性。第二層次的間接盟友也發揮了快速集結的配合救助優勢。第三層次的關系主要體現了“情感投資反哺回饋”的良友關系。第四層次則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個層次均具有明顯針對和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雖然中國在大地震后對災情深切關注，物資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選擇接受中國的援助時甚為謹慎。從日本領納其他國際賑災救援的態度上，充分顯示了其現代版的“遠交近攻”策略。
日本的特大震災也加速了亞太地區國際關系的調整。此次地震對日本經濟、地區安全形勢造成重大影響，并且進一步拉大了與亞洲經濟第一大國中國的實力差距。中日整體經濟數據表明，日本進一步依賴中國，但是在高端技術產業領域中國仍然依賴日本，從日本汽車零部件的供應情況看，美國市場、“四小龍”市場要比中國、東盟市場更加高端。或許正是整體依賴但部分占據優勢地位的這種局面，影響了救災外交在消弭中日兩國的不信任中的作用。災后日韓兩國的互動表明，雙邊關系已經擺脫了那種因歷史問題糾纏不清、雙方均試圖改變對方的混亂期，正朝著承認不同、開始傾聽和詢問的整合期階段發展。
災難進一步加強了美日同盟關系。2010年，來自；中繩的強烈反對阻礙了日本政府執行關于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的協議。日本大地震發生后，駐日美軍迅速、大規模的救災行動使日本民眾看到美日同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本民眾對美軍基地的情緒，弱化了沖繩對基地搬遷的反對聲浪，有利于同盟關系的穩定。地震證實了日美同盟體系具有相當強的協調能力、相當快速的反應能力。從軍事運作的角度看，在很短的時間內，日美兩國政府可以調動極大力量的軍事效能，這不得不令人深思。
4.戰略憂慮刺激軍備競賽
進入21世紀后，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軍費開支整體上都保持了增長的態勢，這種態勢可能會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下去。目前，美國是全球絕對的軍事霸主，帶給全球最大的不確定性；俄羅斯正在不斷加強和鞏固軍事強國地位；印度推動全方位進攻性軍事戰略，成為中國周邊的“上升性威脅”因素；東南亞各國紛紛加強軍備建設，尤其是海上力量。從長期來看，各國軍費開支不斷增長的態勢不利于亞太安全互信的建設，可能使亞太地區陷入軍備競賽的“惡圈”之中，使業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惡化。
在周邊國家眼里，中國軍費開支的增長幅度過快，而中國的意圖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由此帶來焦慮感的上升，中國“軍事威脅論”被放大。雖然美國軍費開支和軍事實力遠遠高于中國，但絕大多數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防范意識更強，這主要表現為：澳大利亞已將軍事防御重心放在中國；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防范意識普遍較強，尤其是與中國有領土領海爭端的菲律賓和越南；日本將中國列為主要防衛對象，日方認為中國軍費增長超過實際經濟增長很難讓人接受，中國什么時候開始削減軍費，周邊對中國的信任就增強了。更應引起重視的是，周邊國家之間正加強軍事合作，聯合制衡中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
美國是亞太地區絕對的軍事霸權國家，對亞太地區的安全結構和政治格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隨著美國戰略重心的加速東移，未來一段時間，東亞是美國軍事戰略關注的首要地區，中國是其防范重點對象；美國將進一步擴展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為維持反恐成果和地緣戰略利益，美國將在阿富汗長期存在，并重視與印巴的軍事合作，提升其在軍事坐標中的位置。在美國的戰略部署棋盤上，東南亞是其戰略依托之地，戰略部署已經成熟穩定，而中亞和南亞是其勢力重點拓展之區。從地緣的角度看，美國正在加強從東亞、東南亞到南亞和中亞的戰略鏈條連接力度，一旦順利完成且加固，那么就意味著環形包圍圈構建完畢，在歐亞大陸就很難出現對其霸權構成挑戰的國家。
從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和外交戰略取向看，美國將日益重視能源通道的控制力。美國正利用在亞太的軍事存在、聯盟體系，以及通過在中亞和南亞的軍事存在，對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形成強有力的制約。目前，美國國內正在論辯中國發展航母的動機與意圖，甚至出現了中國是否將發展“以航母為中心的海軍”這樣的爭論。有的人認為，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目標是發展有限的海軍能力，以提升中國在不涉及美國時捍衛地區利益的能力，保護不斷擴大的海外利益，執行非傳統安全使命，實現軍事外交，展示負責任國際形象，以及提升中國的聲譽。而有的人則認為，邊界爭端不會導致安全；中突，相反，是安全沖突帶來邊界爭端。邊界爭端升級是安全；中突發展的象征，而不是原因。例如，南海周邊國家之所以能挑戰中國，是因為他們享受著美國的保護，而這主要是基于美國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海上優勢。
5．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
日本特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三重災難、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洪災、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后中亞和南亞地區復雜的安全形勢，中國海外投資在緬甸遭受損失等，都表明本地區深受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影響。非傳統安全問題出現社會化和地區化的發展趨勢，直接影響到民生。
2011年自然災害頻頻襲擊周邊地區，給人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帶來巨大挑戰。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海嘯災害以及核泄漏事故，因其危害強度大、波及范圍廣，迅速上升為舉世矚目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位居美聯社評選的2011年十大國際新聞的第二位，僅次于本，拉登被擊斃。此次事件對全球核安全和能源的安全利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引發了各國對核能利用政策的激烈辯論。重新審視核電站的安全措施，成為各國確保核能安全的首要任務。本次核事故也為國際和平利用核能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全球核能復興的步伐將顯著減緩。東京電力公司將大劑量、高濃度輻射水排入大海的行為，還引發了周邊國家的抗議，此舉可能對海洋環境和生態帶來復雜和長期的影響。
因此，從長期來看，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構建軟實力是重要的。如果從軟實力的角度看非傳統安全問題，那么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度。比如日本經過戰后60多年的努力，已經在全世界形成自己的獨特軟實力優勢，這種優勢未必需要美國來加以保障，也并不與中國和平崛起相；中突，它們是人類為追求和平與繁榮而獲得的經驗積累。特別是在突發性的自然災害面前，單獨某一國的技術積累和智慧還不夠，需要國際協作。全球性問題的增生，迫使國家利益的內涵已不能局限在領土范圍之內，而是呈現出全球性、地區性關聯。
二、雁型安全模式的升級與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隨著伊拉克戰爭進入尾聲和從阿富汗撤軍，美國將外交關注的焦點重新向亞太轉移。2011年11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外交政策》雜志上撰文指出：今后10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希拉里承認，中美關系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具挑戰性和最具影響力的雙邊關系，為了管理這種關系，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加速轉型。實現這一戰略轉型的重要舉措是，美國將把各種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