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歸禮部
明清雖設鴻臚寺，但其職事只限于禮儀方面
古代中國，在“華夷之辨”和“用夏變夷”的理念指導下形成的四夷朝貢關系體系中，四夷來朝是中華禮樂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沒有專門的對外事務機構
宋代國信所的設置，說明兩宋時期外交事務及其管理已經出現了專門化的趨勢
二、外交館驛管理的制度化兩宋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并使之專門化
宋王朝在京城設置了大型的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
《東京夢華錄·元旦朝會》中記載了諸國使節入賀正旦的盛大場面和宋王朝安排各國使節就館的情況，遼使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諸蕃國在瞻云館或懷遠驛
可見，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宋王朝安排了不同的下榻館驛
每個外交館驛都有嚴格的管理條例作為其制度化管理的依據
章惇曾修訂《都亭西驛條制》即是很好的例子（《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2）
還有都亭驛、同文館等也制定了相應的管理條例，以便對館驛進行有效的制度化管理
元祐年間，蘇轍曾針對朝廷過分縱容高麗使節的貿易活動，專門上奏對都亭驛和都亭西驛以及同文館的管理條例進行對比，認為朝廷過于寬待高麗使節，不利于外事工作的開展（《欒城集》卷46）
蘇轍的箚子還反映出每個館驛的接待規格也不盡相同，這充分說明了北宋館待外國使節的制度化管理已經比較成熟了
當然這種制度化的管理似乎還不甚完備
外交館驛還有著嚴格的保衛和保密制度
外交館驛是外交使節的主要活動場所，特別是對作為政治宿敵的遼、金，外交保密是非常必要的，稍有不慎就會引來政治或軍事災難，因此宋王朝對此非常慎重
皇祐五年（1053年），朝廷下令各地館驛特別是外交館驛一律不許張貼地圖，以防軍事泄密（《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4）
南宋孝宗時曾下令對交趾使節進行適當的“幾察”（《宋會要輯稿》職官13之47），確保對館驛內的一切動靜了如指掌
館驛門口有專人把守，且“應入驛人并置牌號，機察出入”（《宋會要輯稿》職官35之20），無牌號之人不得入內
外交使節進出館驛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如果涉及到違禁品會受到審查和沒收
外交使節外出有人數和時間的限制，并有專人陪同
這一切都使宋代的外交館驛初具“使館”的規模，為后來歷代的外交管理制度提供了借鑒
三、使節派遣的制度化外交使團規模化和互派使節制度化也是在宋代才有的
唐代出使的使者只有使、副使、判官，沒有對其出使人員的確切記載，這就說明那時使者出使的規模和人員的配備是無定規的，可能是視其使命而定，而且是不定期派遣的
縱觀兩宋時期，對外派遣使節的主要是遼、金、西夏、高麗和交趾等國
外交使團開始規模化，使節是指由一定數量人員組成的外交使團，外交使、副與三節人從合稱為使節，使團規模一般在百人左右，規模完備，人員配備也很完善
北宋與遼訂立澶淵之盟后，正式建立了和平的外交關系，自此確立了互派使節的制度
南宋自紹興和議后，宋金也恢復了互派使節制度，即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的生辰或喪事等吉慶喪哀之時，兩國都定期互派使節，且不受戰爭的影響，而在一些特殊時期也多派使節往來，盡量和平解決糾紛和爭端
宋遼雙方互派賀正旦、生辰使已經成為一種定制沿襲下來，紹興和議時還正式成為和約的內容而寫入宋朝的誓書中，所謂“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并且不受兩國關系好壞的影響
宋朝與西夏、高麗、交趾等國的關系，雖然因地緣政治的關系疏密不同而略顯復雜，但宋王朝一直視它們為臣屬之國，因此對西夏、高麗和交趾等國的使節派遣與遼金略有不同
宋朝與它們之間是名義上的君臣關系，所以，宋廷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
四、貿易管理的務實性宋朝根據外交對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對外貿易形式，與遼金實行對等貿易，雙方作為優惠國，互設固定的市場進行貿易，其形式就是榷場貿易
而對那些傳統的朝貢關系的國家，貿易形式就是朝貢貿易
宋代之前的漢、隋、唐以及后來的明、清，多是以泱泱大國自居，在儒家“重義輕利”思想指導下，奉行“厚往薄來”、“不與蠻夷爭利”的原則，對外交往只講懷德，不計小利，重視的是政治關系，而忽略經濟利益
宋朝雖然也自稱是“綏遠外夷”，但更講求實際利益
其貿易政策的特色是：既追求實在的政治利益，也追求實在的經濟利益
這也決定了宋朝對貿易的態度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宋史》卷485），既是積極的，但又不十分主動
宋代朝貢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表現在：有較固定的管理機構，明確規定貢期，嚴格貢使的證明，回賜的制度化等
特別是南宋，將市舶之利作為朝廷的財政收入預算之一，對于朝貢物并非照單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按市舶貿易的規則進行抽買
免稅貢物的減少，意味著稅收的增加，這樣既有利于外交往來，又給朝廷帶來實惠，使外交和經濟獲得雙贏
這是一種與其他朝代截然不同的、非常務實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