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外開支方面 ，“澶淵之盟”的錢要付，每年向療納銀10萬兩，絹20萬匹，后來又增加到銀20萬兩和絹30萬匹。宋夏議和之后，美其名曰要“賜”給西夏絹15萬匹，銀7萬兩，茶3萬斤，而且逢年過節，西夏王過生日等情況，宋也要表示一下，銀2萬兩，銀器兩千兩，絹帛2.3萬匹，茶1萬斤。宋金聯合滅遼后，宋廷把原先給遼的那份轉到了金的名下，而且在數目上還有所增加。但有意思的是，金還是把北宋給滅了，而且還給了宋廷一個恥辱的標記“靖康之恥”。

到了南宋，宋高宗以納貢稱臣為代價，換取了半壁江山的統治權，南宋每年要向金納銀25萬兩，絹25萬匹，外加不斷的割地。到了蒙古崛起的時候，南宋也多次表示只要留宋一條命，割地、納銀納絹，這都不是事兒。但蒙古人還是將南宋給滅了。

宋廷以血的教訓說明一個道理，拿金錢換和平，這事兒基本不靠譜兒。

其次，在對內開支方面， 宋廷的皇帝和貴族們要過奢侈無度的生活，需要錢。為了防御外敵，宋朝的軍隊數量龐大，到仁宗慶歷年間，禁軍和廂軍達120余萬，“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 軍費開支驚人。 而且北宋科舉取士人數眾多，在 歷史 上是空前的。唐朝科舉進士一科歲取不過30余人，而宋太宗朝，歲取百人；仁宗時一朝取進士四千余人，諸科五千多人，歲入3900萬， 官俸開支即占到三分之一。

可見，說宋朝積貧積弱也不是沒有道理‘。宋朝政府缺錢用，怎么辦？只能大力加強經濟建設工作，于是便大力發展起了商業。在宋朝奉行“重農不抑商”的政策，商業在宋朝得到了蓬勃發展。

商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促進城鄉消費，宋朝不缺大都市，如汴京（開封）臨安（杭州）在當時都是世界級的大都市，在唐朝晚上不能出門，宋朝一反常態實現宵禁，白天工作，晚上泡吧，“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夜市消費提上日程。在唐朝縣以下是沒有集市的，到了宋朝從政策上取消了這一限制，中國的集市模式由宋開啟了，由此促進了縣鄉的消費。

但是對于宋朝而言，單靠國內消費是遠遠不夠的，怎么辦？靈活起見發展對外貿易，但在邊境貿易中宋朝也占不到便宜，那么只能大力發展海上貿易了。 想要發展海上貿易，有幾個必要的條件：過硬的產品、貿易港口、大型船只、導航儀，還得打廣告。對于這些問題，宋朝解決起來都沒有含糊。

提到產品，宋朝缺嗎？當然不缺，勤奮與智慧就是產品最好的設計師。瓷器在宋朝迎來了一個新的高峰，出現了以汝窯、官窯、哥窯、鈞窯和定窯為代表的“五大名窯”，從種類、樣式以及鍛造工藝上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因此，瓷器在海外貿易中當仁不讓的成為眾多商人喜歡搗騰的商品，在《諸蕃志》中記載，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56個國家中，有15家購買了中國的瓷器。瓷器作為一種特色商品，承載了中華文化的氣息，與詩、茶、畫、書法等組成了一個文化綜合體，通過海上貿易輸出到世界各國，可以說，它是中國最早的文化大使之一。

此外，宋朝的主要出口貨物還有絲綢、紡織品、茶葉、糖和五金。同時，宋朝也進口貨物，并從進口貨物中獲取可觀的稅收。因此，宋朝的海外貿易成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其次，再看貿易港口。宋朝的版圖雖然小，但江南水鄉和沿海城市還攥在手里。宋廷在廣南、福建、兩浙三個區域設立港口，形成了完備的多層次的海運體系，大小港口并存，主次分明，相互補充。為了方便管理，宋廷還根據各港口的貿易地位和規模，分別設置了市舶司、市舶務和市舶場不同層次的機構來管理海外貿易。

比如南宋時的兩浙、明州、廣州等地設市舶司，像溫州、杭州則設立的是市舶務，在澉浦設的是市舶場，也有一些港口不沒貿易機構，因為宋廷已制定了市舶條法用來規范交易。各地不同的進出口商品的供給能力，決定了設立不同的管理機構，相當靈活。

港口有了，那么船只呢？據宋代文獻《夢粱錄》記載，宋朝的貿易船只有兩種，一種是民間商用船，一種是官方的超級大型船只。

普通商用船截重量約為二十噸，也能載幾百匹駱駝了。官用船只就比較大了，開篇提及的南海一號，在宋朝屬于巨型船只，像這樣大型的船只一般由朝廷投資，把持在官員或貴族手里。

宋朝的造船技術在當時世界上也稱得上首屈一指，整體工藝過程從設計到施工都講究科學性。船身采逐漸削尖的辦法，使船吃水淺、阻力小，保證船體平穩。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艙，這樣一來，即使有一艙漏水，船也不會沉沒，仍可航行，從而增強了海上航行的安全性。

在建造形式較為新穎復雜的船舶時，造船師們會先制作模型，然后再依照比例放大，投入正式施工，而西方到16世紀才出現簡單的船圖。到南宋時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艦等新式戰艦。造船業的發達推動并形成了幾個造船中心，北宋時虔州、吉州、溫州和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到了南宋，又形成了一批新的造船中心，如臨安府、建康府、平江府、揚州、湖州、泉州、廣州等地。

話說再大的船舶在海上航行要到達目的地，航向首先不能出錯。宋朝沒有我們現在發達的衛星導航系統， 但是不要忘記，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即活字印刷、火藥和指南針，就是在宋朝完成或開始運用的，其中便有一個原始的導航儀：指南針。

宋朝科學家沈括在他的著作《夢溪筆談》中對“指南針”作了詳細的記載。“方家以磁石磨針，則能指南”，具體的定位方法這么幾種方式，一種為把指南針放在手指甲或碗邊，使其靈活轉動，最后指向南方。二種為把指南針浮在水面上，還有一種是把指南針懸掛起來。但這些方法都有其弊端，將指南針放在指甲或碗邊容易滑落，放在水面上，一旦水面搖蕩就影響指南針的發揮。雖說懸掛起來是一個不錯的辦法，但得掛在沒風的地方。

基于以上這些指南方法的啟迪，后人制造出了羅盤針， 也就是把磁針的中腰頂在一根小針上，小針置于一個刻有二十四向的方位盤，把磁針所指的方向對準盤上的正南方位，使用時，磁針就自然轉向南方。

指南針發明制作成功后，很快被應用到了航海事業中。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有經驗的水手白天看太陽，晚上觀星，遇到陰雨天就依靠指南針。北宋官員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年）奉命出使朝鮮，航行的不少情景被他寫入自己的著作《宣和奉使喚高麗圖經》一書里，其中便有記載船頭、船尾都裝有水浮式指南針，逢陰雨天定南北辨方向。

十二世紀以后，指南針已廣泛運用到海船出海，兩宋的海外貿易因此而受益良多，東到日本、朝鮮，南到南洋，西到非洲東海岸，中國人把指南針的技術帶到外國，傳給阿位伯人、波斯人，再傳給歐洲人，為加速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萬事俱備，沒有買主，這是頭等大問題。為了招商，宋朝官方親自下場組織活動，從官方到民間全身心對外投放廣告 。公元987年，宋太宗派了8個內侍前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公元1115年，福建市舶司派專人去占城、羅斛兩國招商。諸如這樣的招攬外商在宋朝比較流行，并且對招商有方的官吏和商人論功行賞，加官進秩。

對于來華使臣，宋朝也給予高級別的接待，賜服飾、禮品，甚至授以官爵。為了維護來華的外商利益，保證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市舶司還常派兵保護他們，專門設置了押伴官員，既保護他們的財產，又禁止途中被強買強賣。

宋朝的對外措施都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發展。據南宋《諸蕃志》記載，南海有53個國家和地區與南宋通商貿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貿易的也有20多個國家，形成了通向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的“海上絲綢之路”。

至此，我們看到了一條商船背后一個朝代的繁華，宋朝的經濟發展值得肯定，但經濟的發展并沒有換來宋朝江山的一勞永逸。可見，沒有強大的軍事后盾，再繁華的一幕也如過眼云煙，以史為鑒，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是治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