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絲綢之路的分支,傳播到韓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
拜火教（一名為祆教）是中國人對波斯瑣羅亞斯德教（這可能與西域地區與拜火教敵視的伊斯蘭教有關.）的稱呼,該教于前5—前1世紀沿絲路向東方傳播,被認為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國教,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后被迫東移.有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受到當時南北朝時代的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地方統治者為控制拜火教的發展,設立薩薄一職,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中.但該教宋朝以后則基本消失.其宗教風俗則被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的風俗.
景教則是敘利亞基督教聶斯脫里教派的一個分支,史料記載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準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后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后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并稱唐代“三夷教”.在會昌法難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續到明朝天主教進入中國時.
古“絲綢之路”已經成為歷史,但其在中國歷史上開始的中西文明的接觸碰撞,并在以后的歷次碰撞中相互激發、相互學習,互相從對方的體系中汲取本文化發展需要的養分,相互滋潤,使人類在征服與被征服中不斷向前發展.在今天開發西部的熱潮中,古絲綢之路在傳播華夏文明（現代文明）中將煥發生機. 如果把“絲綢之路”理解為一種技術而不是單一層面上的途徑,將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在眾多的傳播途徑中“絲綢之路”是如此讓人難以釋懷.
2陸上絲路
背景
目的：漢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準備聯絡被匈奴從河西趕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夾擊匈奴.渴望為國建功立業的張騫,毅然應募.
經過：公元前138年,他帶著百余名隨從從長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11年.他不忘使命,設法逃脫,輾轉到達大月氏.那時大月氏西遷已久,無意再與匈奴打仗.張騫返回長安,身邊只有在西域娶的胡妻和一位隨從,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的見聞,以及他們想和漢朝往來的愿望.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于是張騫率領使團,帶著上萬頭牛羊和大量絲綢,訪問西域的許多國家.西域各國也派使節回訪長安.漢朝和西域的交往從此日趨頻繁.
西域都護的設立：西域各國紛紛歸附漢朝.公元前60年,西漢設立西域都護,總管西域事務.從此,今新疆地區開始隸屬中央的管轄,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班超經營西域：公元73年,東漢時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絕58年西域,東漢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他在西域經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甘英到達波斯灣.班超首次將絲路從西亞一帶打通延伸到歐洲、到了羅馬,羅馬也順著絲路首次來到東漢京師洛陽,這是21世紀初絲綢之路的完整路線.166年,大秦（羅馬）使臣來到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中國的首次直接交往.
或許，一座城市也是可以有情緒的。比如泉州。
她有自豪。這里是閩南文化的源頭，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馬可波羅眼中的“世界第一大港”。
她有喜悅。這里是國際聞名的花園城市，經濟總量連續十九年居福建省首位。
她也可以有憤懣不平。今年，泉州（古刺桐）申遺失敗，不幸成為中國首個申遺失敗的城市案例。
但是，如果你走進泉州，不會發現這座城市中充斥著情緒的波動。城與人都散發著一種使人放慢腳步的迷人氣質，根源無外乎兩個字——知足。
這份從容來得殊為不易。閩南人敢闖敢拼，連皇帝都叫他們“漳泉刁民”。泉州人自是血氣方剛，一身用不完的力氣。他們走遍世界，世界也曾在泉州路過。或許正因如此，泉州城才謙遜低調，百折不撓，永遠帶著一絲古典主義的優雅。
1.刺桐古城，鯉躍龍門
有高調的實力，才能談到低調。那么泉州有沒有這個資本呢？答案是肯定的。
放眼整個中國，能夠稱得上對世界有所影響的城市并不多。泉州有幸成為了其中之一，而且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泉州古稱刺桐，因其城郭形似鯉魚，又名鯉城。
稱泉州為鯉城，倒真是恰如其分。泉州城在極長的一段歷史中，只能說是平凡得毫不起眼。自秦朝設立閩中郡開始，泉州這片土地就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不斷被劃分給不同郡縣。甚至在唐朝時，泉州這個名字都曾屬于福州。
隋唐時，泉州作為一個港口日益突顯，可在廣州這個老大哥面前仍然顯得底氣不足。論歷史也不及更靠南的合浦、徐聞等地。
然而，泉州這條“鯉魚”，終于是有了躍龍門的機會。自晉室南遷，中國的東南逐漸得到開發，再經由隋唐的穩定發展，已是“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為產品尋找銷路，排上了主政者的日程。
無巧不成書，大陸的另一端，一個地跨亞非歐的大帝國正在崛起。阿拉伯帝國正值阿拔斯王朝統治，那里不斷有船隊前往東方，收購絲綢、瓷器等等手工藝品，是Made in China的最大買主。他們從中國的南海之濱登陸，尋找最有價值的貨物，填進商船空空蕩蕩的肚子。
往來不絕的船隊，使得中國大多數港口應接不暇。中國的商品不愁銷路，愁的是在何處交易。北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政府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泉州作為官方貿易港口的地位正式確立。泉州的崛起可謂是占盡了天時。
南宋偏安東南一隅，失掉了大片土地的宋皇室，急需海外貿易的稅收來支應巨大的開銷。這時，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與相鄰的明州（今浙江寧波），都有成為貿易大港的潛質。泉州眼看著剛剛取得的優勢就要溜走。不過還好，泉州也占盡了地利。
“泉居八閩之南，山勢蜿蜒，不見刻削；海港逶迤，不至波揚。——《隆慶府志》”
短短一句話，道盡了泉州作為港口的地利。泉州地處福建省南部，海岸線曲折，多港灣，加上沒有寒冷的冬天，建設港口再合適不過了。
雖然唐宋時期的中國，以及阿拉伯、東南亞等地的造船技術已足以應付遠洋行船。但是，商人們都希望縮短航行距離，來盡量降低風險與成本，將利益最大化。對這些客商來說，前往臨安與明州，要多行駛三個月之久，實在不劃算。
看到這里，也許有的人會想，那一定是廣州最合適了。事實遠非如此簡單。客商希望港口盡量靠南，但是南宋政府希望“錢袋子”離自己越近越好。兩廂妥協，泉州這個選擇正是平衡點。
況且，唐宋之際，福建-琉球航路開辟并日趨成熟。泉州一港可以同時承接西南（東南亞-阿拉伯-非洲-西洋）、東南（臺灣-琉球）、東北（高麗-日本）三條航線。泉州之地利，無人能比。
此外，福建的“山勢蜿蜒”又幫了泉州一個忙。
山多田少，大量福建人逃離土地，下海謀生，對所謂“農本商末”的說法嗤之以鼻。泉州人有極重的鄉土觀念，有同鄉幫扶，越來越多的人出海經商。在封建社會里，他們這群人的叛逆，正是泉州崛起的人和。
此后，泉州為宋朝皇室提供了超過五分之一的年收入。超越廣州，在元朝成為“東方第一大港”，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將中國與世界聯結在一起，都不過是順理成章的事。
2.海禁鎖國，龍困淺灘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泉州之后的日子并不順遂。
元朝末年的一場兵亂，摧毀了泉州的繁華，泉州由云端落入凡間，“番貨遠物珍玩異寶之淵藪”不復存在，在泉外商一哄而散。眼見她起高樓，眼見她宴賓客，眼見她樓塌了。世人眼中的泉州，有了一絲悲劇的色彩。
隨之而來的政策變化更是雪上加霜。
明朝立國之初，就實行海禁，采用朝貢貿易政策，只允許外商以朝貢的名義互市，一應商品也由官府作價收購。此時，泉州與廣州、寧波一起，作為唯三設有市舶司的城市，迎接著來華商隊。
然而，各種繁瑣的規定，就像是一鍋溫水，泉州就是水里的青蛙。
比如，各國使節只允許走特定商道，南洋走廣州，日本走寧波，朝鮮走遼東，只留下國力最弱的琉球給泉州。泉州的尷尬，就像突然變成龍套的一線巨星。
禍不單行，明太祖朱元璋賜予琉球一支“公派移民”隊伍，史稱“朝陽通事三十六姓”，他們的后裔專司對明朝朝貢等一干事宜。這對泉州絕非好消息，因為這“三十六姓”都是福州人。從此，琉球使團都經由福州入華。市舶司也隨即遷往福州。
明王朝的朝貢貿易常常是以高額的賞賜結束，其價值遠超進貢的物品。明政府以“打腫臉充胖子”的方式壟斷海外貿易，同時借此顯示自己的國力強盛，卻也扼殺了中國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
生命自會尋找出路。重壓之下，民間的走私屢禁不止。這些走私商人或是生活所迫，或是有志難舒，總之，這股民間力量讓明政府頗為頭疼。其中，當然少不了泉州人的身影。
鄭芝龍，福建南安人，走私商中的梟雄。一生周轉于政府、洋人、商人、倭寇之間，完成了海商、海盜、官員等不同身份的轉換。從荷蘭人的翻譯，到部眾三萬、大小船只近千艘的海上霸主，鄭芝龍只用了四年時間，而且，他當時只有二十四歲。不過，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恐怕還是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鄭成功。
鄭芝龍死于清政府之手。泉州，與他殊途同歸。
對泉州來說，清朝的海禁政策刀刀見血，酷烈之極，幾乎徹底扼殺了泉州翻身的機會。這一切針對的正是盤踞臺灣的鄭氏家族。
“無許片帆入海”，大海之上幾乎再看不到泉州人乘風破浪的身影。“遷界”政策一出，沿海居民又不得不背井離鄉。面對昔日親密的大海，鯉城在寒光閃閃的刀槍之下，如臨深淵。泉州港的地位一落千丈。
自此，泉州的輝煌，畫上了一個休止符。
3.古稱佛國，滿街圣人
泉州的經歷，如月之盈虧。命途多舛，并不能左右泉州人對于生活的態度。寵辱不驚，才是這座城市的主旋律。“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圣人”，泉州人肉體凡胎，又多是善男信女。
當年繁盛無比的泉州城，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們稱泉州為“光明之城”，因為這里夜夜燈火通明。
旅居泉州的外國商人，帶來了自己的生活習慣，也帶來了自己的信仰。泉州城中，清真寺傳出的喚拜劃破寧靜；摩尼教的圣火熊熊燃燒；基督教堂里的禱告虔誠平靜；梵音稱頌自佛堂中幽幽傳出。它們沒有打擾道觀里的清修，沒有阻擋天后宮里的頂禮膜拜，更不會遮蔽書院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的朗朗讀書聲。
宋元時的泉州，達到了一種精巧的大和諧。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每個靈魂都有處安放。幾乎同一時間，西方正經歷著十字軍東征——人類史上最漫長的宗教性戰爭。而泉州人的字典里，幾乎連隔閡與誤解這兩個詞都不存在。
多元化是創造力的沃土。泉州人敢于開風氣之先，甚至總有些“越軌”的舉動。
李贄十二歲便寫書批駁孔子言行。一生著述頗豐，卻命名《藏書》、《焚書》，總是要說些反正統的“奇談怪論”。泉州能走出李贄這位離經叛道的大學者恐怕不是偶然。
李贄的叛逆，是不是這座城的主流呢？是，也不是。
舍本逐末，追逐商業利潤的“叛逆”自不必說。泉州官府也是特立獨行，把政策決議以榜文的形式張貼于城中，這種公開透明，在君主專制的年代實屬罕見。南宋末年，泉州甚至還曾出現短暫的“城邦自治”。彼時，南宋政權搖搖欲墜。蒙古人的鐵騎已逼近泉州城，城中的官員、商人、士紳一齊商討這座繁華大城的出路何在。
話說回來，泉州籍作家蔡崇達曾這樣形容自己家鄉的小鎮：
“在我生活的這個小鎮，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