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的臺商們一致的印象。
東莞臺商協會會長張漢文說：“在珠江三角洲這邊人才的取得比較困難，高級一些的人才都要到內地去招聘，甚至要到內地高校去預定大學畢業生。”協會副會長郭山輝也表示：這里的勞動力基本上是外來人口，大學的供應量不足。東莞城市過度發展，居住環境不好，造成高級人才不愿意來。
實際上，東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不僅是“外來人口”，其中絕大多數就是內地的農民，而在內地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并未普及，就是說，東莞的工人相當一部分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其素質可想而知。當地一名港資玩具廠的設計工程師告訴記者：“這些工人怎么這樣遲鈍，怎么教都教不會！”而談到管理人才乃至高級人才，那更是珠江三角洲的弱項。
一項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蘇三省市人口占全國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師、在校大學生、科研機構數及科技人員分別占全國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廣東人口占全國5.8%，上述其他指標分別為4.7%，4.3%，5.4%，5.2%和3.1%。如果按人均比例來看，1999年江蘇、浙江和上海市每百萬人口擁有高校1.13所，研究機構5.59所，每萬人擁有2.54個高校教師和30.37個在校大學生。國家計委國土開發和地區經濟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對此評論說：珠江三角洲科技創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與其GDP在全國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稱。
而在吸引外來人才方面，廣東省人事廳一位不愿公開姓名的負責干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學人才方面，目前廣東省做得遠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內地人才方面，近年來雖然通過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人才，但同實際需要相比，仍然顯得不夠。而且在引進人才的實際操作中，存在著重形式而不重內容的現象：廣東一家高科技企業常年在當地一家大報上刊登人才招聘廣告，但是大批高級人才卻被拒之門外，原因何在呢？據該企業內部人士透露，這是企業以這種形式給自己做形象廣告，招人倒在其次，同時因為招聘廣告屬于分類廣告，收費反而便宜，可謂一舉兩得；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業在招聘人員時，動輒非碩士，博士學位不要，但人員招聘進來后，只能做普通的文員工作。這種人不能盡其才的現象本身就說明，當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強。
人力資源對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制約不僅表現在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質的低下：由于當地勞動力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省份的農民，因而勞動力的流動性極大，當地外資企業很難培養出一支穩定的熟練工人隊伍。特別嚴重的是，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社會勞動保險逐步強制推行，一些內地農民工為了獲得一部分保險賠償，動輒在各企業間隨意“跳槽”，造成外資企業蒙受損失，而長江三角洲的情況則截然相反。記者幾年前在浙江蕭山的一次采訪，可以很好地說明：為何外資企業寧肯支付高于珠江三角洲的人力成本也要去長江三角洲投資。
那是一家港資企業，在這家企業進蕭山開發區之前，開發區管委會把有關規定對香港老板先講清楚：企業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招收工人，但是工資發放不能低于當地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二是勞動社會保險一定要交，在此前提下，開發區工會組織將努力協助工人安心工作，努力生產。香港老板一算，雖然人力成本比珠江三角洲稍微貴了一些，但工人都是當地人，一律高中畢業，不少還是技校或職業學校畢業生，也值得。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請了一位原來擔任過村委書記的老先生擔任工會主席，從此勞資雙方和睦相處，工人也敬崗愛業，有的女工從十七八歲開始在工廠做起，一直到結婚，生子，仍然不離開這家工廠。相比之下，這種情形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絕少出現，而勞資糾紛不斷倒是成為珠江三角洲勞資關系的常態。兩地相比，人力資源環境誰更有吸引力，已是相當明白了。
政府服務：稍遜一籌
談起政府服務的不足，不能不提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過度發展”問題。
從城市管理來說，中國政府歷來是根據當地常住的戶籍人口來設定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的一個現實是：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結果導致外來務工的暫住人口極大地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像東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之比已經達到1∶4甚至還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卻仍然是按照戶籍人口的比例來配置，這樣一來，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長期困擾東莞等地外資企業的社會治安、城市交通問題，就是這種城市“過度發展”的后果。
作為廣東省最大的制造業中心，同時也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之一，任何一個外地人第一次到東莞時，一定會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亂感到驚訝，逆向行駛、沖紅燈比比皆是，摩托車滿街亂跑，車輛過后一地塵土。更有甚者，有時你滿街很難找到一個警察。張漢文對此分析說：“東莞的城市(管理人員)編制問題，治安、交通警察的編制沒有跟上東莞作為外來移民大市城市發展的要求，按照本地居民人口數定編制肯定是不妥當的。東莞外來人口已經達六七百萬，城市(管理人員)編制沒有跟上，警察編制跟不上，就拉治安隊來充數，而治安隊沒有經過正式訓練，素質很差，有些根本就不是正經人，結果帶來很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治安不好也就不奇怪了。廣東省一家傳媒駐當地記者站站長評論說：“不是東莞當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編制就這樣多，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據張漢文反映：有些公安執行公務不講策略，有影響臺商經營的現象。“當有懷疑臺資廠有違法現象，還沒有證據，還在調查中，就一下子帶走好幾個人，都是工廠的核心人物，造成工廠停產。對于外銷企業來說，無法按時交貨的損失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張漢文介紹，東莞個別基層政府有違法行政的現象。“比如對工廠邊角廢料的處理問題，以往外資企業對自己工廠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邊角廢料，一般都是找一個合適的價錢賣掉，然后給員工發放獎金或者搞福利，但是后來要求統一賣給與政府有關系的廢料處理廠家，他們又故意壓價，所以臺商不愿意把廢料賣給他們，結果發生武力搶奪的惡性事件.這樣就太不應該了！因為邊角廢料其實還是屬于業主的財產，怎么處理是業主自己的事情。”
而說起華東來，臺商們一致反映：當地政府很珍惜招商的機會，加倍對其禮遇。張漢文介紹說：“那邊幾十個城市向我們招商，已經在東莞的臺商是他們特別要吸引的對象。那邊的政府部門、銀行上門服務，直接來和你溝通，我們隨時可以和他們的縣市領導直接溝通。”
根據記者的長期觀察，長江三角洲地區政府吸引外商(特別是臺商)最厲害的招數是：關照和規范。江蘇、浙江一些城市因為處于招商的早期階段，所以對外來的投資者關照有加，而且這種關照往往是由當地主要負責干部出面實施的。因為招商事關政績，當地負責干部常常親自出馬幫助外商排憂解難，并和這些外商建立固定的聯絡管道，這對于具有中華文化背景的外商來說，特別能給其安全感。另一方面，對于大的外來投資，當地政府以規范和優秀服務相對應。因為大企業不同于中小企業，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帶得到官方的照顧，它最看中的是規范，而曾經作為中國計劃經濟大本營的上海地區，在規范這方面是有傳統的。
長江三角洲地區政府以不同的辦法對付不同的外商，并且常常兩手并用，獲得了外商的普遍好感。
城市分工與產業整合：仍處于“戰國時代”
近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逐步形成經濟一體化，各地自覺地認識到上海的龍頭老大地位，開始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和調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層面，兩省一市政府空前加強了彼此之間的溝通和協調。目前已經有了常務副省長、常務副市長之間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用上海市常務副市長蔣以任的話說：上海與江蘇，浙江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前景有著共同的認識，下一步兩省一市要全面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經濟互補互動，各揚所長，共同發展。在外來投資方面，目前的現實情況是：制造業去江浙，商業服務業去上海；中小企業去江浙，大型企業去上海。現在，高科技臺商紛紛向昆山、蘇州、無錫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業群落。上海則為周邊企業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的全方位服務。據香港《文匯報》報道：上海和昆山、蘇州、吳江等地政府已經逐漸達成“錯位發展，形成特色”的共識。而內資企業例如春蘭集團，則宣稱自己有兩個總部，“泰州是制造總部，上海是投資總部，泰州交的是制造稅，上海交的是投資稅。”這種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和市場。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協作則相當令人失望，用“戰國時代”來形容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以基礎建設而論，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狹小的范圍內，居然同時存在著深圳、珠海、廣州幾個機場，現在廣州還要再建新機場。而港口建設呢？目前已經有了廣州黃埔港、深圳鹽田港、珠海高欄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還要再建新港。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這中間無疑有著資源的浪費，同時也暴露出一個問題：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圖，彼此間無法協調和溝通，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缺乏一個大家公認的領頭羊城市。
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據介紹，廣東省原來明確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廣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東莞市委書記佟星高調向媒體宣布“東莞要建成現代化中心城市”。據說，有更高層的領導支持這一新定位。再從產業來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會”，東莞就來一個“電博會”，順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各地都在搞家電制造業，產業趨同性十分明顯。
這種戰國紛爭的結果，造成資源的浪費，無法形成整體力量，其區域經濟的競爭優勢自然大打折扣了。
出路：“大珠江三角洲”的構想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市場和人力資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在相當時間內無法同長江三角洲抗衡，特別是人力資源，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問題的；而政府服務，特別是區域經濟協作，珠三角則有比較大的改進空間。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必須在經濟上和香港進一步融合在一起，建立一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在這一過程中，自覺地維護香港的龍頭地位，發揮其亞太金融中心的帶頭羊作用。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在相當長時間內，“大珠江三角洲”在國內的地位將無可能取代。
要實現上述目標，珠江三角洲各級政府在思想上必須擺脫唯我獨尊、排外的狹隘視野，真正理解“富而思進”的深刻含義。不在思想上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珠江三角洲的明天實在令人擔憂。
關于同香港合作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問題，對廣東未來前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目前有兩個問題必須要解決，一是雙方利益的協調，二是中央的態度，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一國兩制”。就第一個問題而言，雙方必須要平衡協調各自的利益。廣東未來要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電子信息、軟件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和環保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而香港未來經濟要走高增值服務路線，鞏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貿易運輸物流中心的優勢。新加坡媒體評論說，“香港要維持固有優勢，而廣東今后的經濟發展重點可能將香港的優勢壓縮到僅剩金融一項。實際上，如果廣東省政府不協調珠三角一帶的基礎建設，像珠海的高欄港、中山的南沙港、深圳的鹽田港，未來都會憑借低成本與香港集裝箱碼頭搶生意。”要平衡和協調各自的利益，必須要貫徹這樣的原則，一方有利另一方有害的事少做或不做，對雙方有利的事多做。
至于中央的態度，則是粵港雙方所無法回避的，因為這牽涉到“一國兩制”的實踐。今年8月底在香港召開的“粵港臺經濟合作論壇”上，剛剛爆出深滬京居民可以免簽證赴港一日游，公安部馬上就表示操作有困難。因此，如果說開放20年來珠江三角洲經濟的迅猛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的政策，那么未來珠江三角洲的前途仍然系于中央的決心。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不是粵港雙方自己就可以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