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鴉片輸入與禁煙
工業革命后，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中國推銷工業產品，企圖用商品貿易打開中國的大門。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局面，英國資產階級采取外交途徑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毀滅人種”的方法，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以滿足他們追逐利潤的無限欲望。
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印政府、東印度公司和鴉片販子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使中國由二百多年來的出超國變成入超國。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國庫空虛。
鴉片輸入嚴重敗壞了社會風尚，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煙毒泛濫不僅給中國人在精神上、肉體上帶來損害，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
鴉片貿易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廣大人民的重視。清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1821——1834年頒布禁令八次；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目睹社會危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國嚴禁鴉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禁煙。
1839年3月，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廣州籌劃禁煙。林則徐立下誓言“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表示禁絕鴉片的決心。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迫使英商陸續交出2萬多箱鴉片。在林則徐的主持下，將繳獲的鴉片在虎門海灘當眾全部銷毀。在現場觀看的廣州城鄉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4.英國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態度
關于鴉片貿易，英國政府的態度十分明確，它在巴麥尊給義律的訓令中得到了明確的表達，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巴麥尊寫道：
“關于構成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來信主題的鴉片走私貿易，我必須說，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夠為了使英國臣民能夠破壞他們前去貿易的那個國家的法律的目的而進行干預。因此，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執行中國關于此問題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損失，必須由那些因他們自己的行動造成該損失的人士承擔。”〔《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第258頁，胡濱譯，中華書局〕
在后來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武裝部隊前來中國時，巴麥尊在發給義律的有關指示中也仍然強調：
“女王陛下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并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適當制訂的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任何鴉片。”〔《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第523頁〕
當義律因為全面違反英國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職之后，巴麥尊在發給新任全權大臣的長篇訓令中再次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對于這件事情（指禁止鴉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為他們沒有權利這樣做。中國政府完全有權禁止鴉片，如果它愿意的話，從事一項違禁品貿易的英國臣民必須承擔這樣做的后果。”〔《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第906頁〕
對于鴉片貿易，義律的立場比英國政府走得還要遠，在他寫給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滿了對鴉片貿易的強烈譴責。他并不滿足于英國政府一般的不干預政策，反而企圖主動承擔起制止鴉片走私的責任。他甚至提出與滿清官員一起去阻止鴉片走私，因為他相信，那些英國鴉片販子不大把滿清政府的輯私官員放在眼里，他希望一旦他出現在輯私現場，有助于防止那些人的輕舉妄動。出于對鴉片貿易急劇擴大的憂慮，他還更進一步鼓吹英國政府積極干預以制止鴉片走私。在林則徐所發起的最新一輪禁煙運動中，義律代表英國政府發表了大量措辭嚴厲的通告，警告那些從事鴉片貿易的商人。義律在通告中說：
“本首席監督進一步發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門以內的這種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裝配的小船中從事上述非法鴉片貿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國人因任何英國臣民或臣民們嚴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傷害前來，該英國臣民或臣民們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將受到重大的懲罰，如同該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轄范圍內所犯的一樣。
本首席監督進一步發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擁有這種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裝配的小船在虎門以內從事該非法鴉片貿易的英國臣民：如果中國政府認為適于捕獲并沒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將決不進行干涉。
本首席監督進一步發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裝配的船只在虎門以內從事非法鴉片貿易的英國臣民：對執行搜尋和捕獲任務的中國政府官員進行武力抵抗是一種非法行為，而且他們將按照這種方式承擔后果并接受懲罰，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們本國或任何外國反對他們本國政府官員或任何其它外國政府官員一樣。”〔《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第350頁〕
即使就是因為“林維喜案件”而被林則徐驅逐到海上四處飄泊之后，義律也沒有改變他對鴉片貿易的態度，他在給巴麥尊的信中寫道，沒有任何人比他“對于在中國沿海進行的這種強制貿易所帶來的恥辱和罪惡抱有更深刻的厭惡態度，我不知道在該貿易與海盜行為之間有何選擇”。〔《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第483頁〕
這些史料可以看出，英國政府承認滿清政府完全有權制止鴉片走私，對他們所采取的禁煙措施并不企圖干預。
5.戰爭經過
中國禁煙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發出狂妄的戰爭叫囂。當時英國社會中反對鴉片貿易的人數也非常多，正是他們在議會辨論時把政府的戰爭議案說成是發動“鴉片戰爭”，這是“鴉片戰爭”的第一個出處。盡管如此，在最后表決中，政府的議案以二百七十一票對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數得到通過。
1840年6月，英軍首先進犯廣州，遭到清軍的抵抗后，轉攻廈門，又被鄧廷楨的軍隊擊退。1841年1月7日，英軍攻擊沙角、大角炮臺。中國軍隊倉促抵抗，傷亡慘重，炮臺失陷。英軍進逼虎門。琦善妥協求和，英國單方面宣布《穿鼻草約》。
琦善的賣國行徑激起清廷上下不滿，道光皇帝認為有損天朝尊嚴，決定對英宣戰。英軍先發制人，再次進攻虎門。關天培親自率軍堅守炮臺，以身殉國。1841年5月，英軍進攻廣州，廣州城外的泥城、四方炮臺相繼失守。奕山等人喪魂落魄，舉白旗投降。5月27日，中英雙方簽訂《廣州和約》。
8月26日，英軍攻陷廈門。10月1日，英軍再陷定海。10日，鎮海陷落。13日，寧波陷落。道光皇帝為挽回敗局，決定第二次出兵，奕經率軍到達前線后，貿然出兵，全軍潰敗。1842年6月，江南提督陳化成戰死，吳淞口陷落；7月，鎮江陷落。8月，英艦到達南京下關江面。29日，清政府在英國炮艦的威逼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5.條約簽訂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主要內容：(1)割香港島給英國。(2)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3)中國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4)英國在中國的進出口貨物納稅，中國與英國共同議定。(5)英國商人可以自由地與中國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1843年英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增加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條款。
1844年7月、10月，美國和法國乘火打劫，效仿英國，先后威逼清政府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獲得除割地、賠款之外，與英國同樣的特權。從1845年起，比利時、瑞典等國家也都脅迫清政府簽訂了類似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進一步破壞。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治上獨立自主的中國，戰后由于領土主權遭到破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6.民眾抗英
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廣大人民，積極地支持和配合了清軍作戰，并自發地堅持反侵略斗爭。侵略軍所到之處，無不遭到當地人民的抗擊。英軍攻陷廈門，當地民眾自動組織起來，襲擊英軍，迫使侵略軍退守鼓浪嶼。英軍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組織“黑水黨”，狠狠地打擊英軍。侵略軍進犯長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種方式襲擊英軍，阻止英國艦隊前進。
1841年5月29日，盤踞在廣州北郊四方炮臺的英軍，闖入三元里騷擾搶劫。當地群眾奮起抗擊，打死英軍數名。隨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廟集合，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同時，還聯絡了附近的數千農民和手工業者，手持大刀、長矛，冒雨迎敵。將英軍困在牛欄崗，展開肉搏戰，數名英軍死亡，20多人受傷。第二天清晨，2萬多民眾高舉三星旗，把四方炮臺圍得水泄不通。英軍總司令傳話給當地長官余葆純，如果不解除義勇包圍，主力英軍將攻打并盡屠廣州城。余葆純清楚雙方實力，也知道英軍的槍炮不會永遠受潮，于是勸退義勇，避免廣州被屠，從此擔上賣國賊的惡名。三元里抗英后，廣東人民又以“社學”的形式，組織武裝力量，開展反侵略斗爭。
7 評析
鴉片戰爭是中國抗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第1次戰爭。英軍以較少的兵力、較小的代價戰勝了中國。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觀上敵人兵器占有優勢，戰略戰術運用得當，能集中大部兵力轉沿海城市，占領經濟命脈之地，戰斗中常以正面攻擊與側翼包抄相結合之外，在主觀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政治腐敗中國封建社會制度到了19世紀30年代，更加沒落腐朽，不僅經濟停滯，十分落后，削弱了戰爭賴以取勝的經濟基礎，而且整個統治集團內部，彌漫著享樂茍安，貪污腐化氣息。隨著鴉片的輸入，統治集團中的大部分人越來越依賴這種毒品來消磨荒淫無度的寄生生活。他們既接受內外煙販的收買，又依賴這種毒品的走私，從中取得利益。有些走私船，公然插著兩廣總督或粵海關監督的旗號，威風十足地從伶仃洋駛進廣州。清廷的貴族大臣，則從廣東和沿海官吏那里，獲得豐厚的賄賂。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為這種“通商”關系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禁煙與反禁煙、戰與和的問題上，他們始終搖擺不定，在整個戰爭中，始終沒有堅定的方針。從皇帝到將軍、督、撫，戰守無策，沒有切合實際的作戰方法。當戰爭受挫時，他們立刻求和；和議不成，又空喊作戰。當議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維系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時，他們就屈辱投降。
政治上的反動和腐朽，帶來了軍事上的無能和腐敗遼闊綿長的中國海岸線，長期疏于戰備，有邊無防。以八旗、綠營為主力的清軍，長時期養尊處優，懶于訓練，軍心渙散，紀律松弛；將帥素質低下，軍事思想保守落后，不會組織、指揮打仗。鴉片戰爭爆發后，許多將領不諳敵情，株守建筑落后的營壘要塞，一線防御，不顧縱深側后；許多地區的守軍，遠遠看見敵軍即開炮轟擊，未等敵軍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舉起白旗投降。寧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戰自棄。而以林則徐、鄧廷楨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國侵略者的斗爭中雖有決心，有成果，但他們最終受到投降派的排擠打擊，“徒有救國之志，而無尺寸之權”(詩人陸嵩語)。任用投降主義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無疑是緣木求魚。
脫離人民、反對人民甚至鎮壓人民起來反抗侵略者 在民族自衛戰爭中，清朝反動政府不廣泛動員、組織民眾，單靠有限的軍力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到處分兵把口，本來是敵寡我眾的形勢，但在實際戰場上卻成了敵眾我寡的形勢。甚至當中國人民自發地起來抗擊侵略者時，他們卻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責他們“潛相煽惑”、“為害甚大”，橫加反對、破壞、鎮壓，直至墮落到去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愛國人民的抗侵斗爭。這樣的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