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化紅利”在減少。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與這些紅利釋放有很大關系。但現在“人口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到來了，沒那么多人口紅利了。

再次，經濟增速下滑帶來了什么挑戰？

經濟增速下滑，意味著需求要減少，訂單要減少，市場要萎縮；意味著很多企業可能要虧損，要破產；意味著就業崗位要減少。過去我們之所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但今后隨著我國經濟增速下滑，就業壓力會加大。我們要不斷適應經濟增速下滑這個趨勢，積極應對挑戰。

通脹長期化帶來挑戰

通脹確實一直都存在，只是有的時候表現不甚明顯，有的時候表現得更明顯一些。不僅中國如此，全球都一樣，上世紀70年代以前一盎司黃金兌35美元，現在則是1500美元以上。從歷史上看，通脹是一個趨勢性現象。

2011年我國CPI一度高達6.5%，2012年6月雖然下降到了2.2%，但隨時有反彈的可能。近兩年一直處于負利率狀態，現在好不容易出現正利率了。需要關注的是，通脹壓力究竟是短期問題還是中長期問題？很可能是一個中長期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和承受力。

為什么通脹存在長期化趨勢？因為造成通脹的根源性因素沒有消除。

第一，信貸還得接著放，鈔票還得接著印。在穩增長政策下，遏制經濟增速過快下滑短期最見效的措施是放信貸。2012年4月信貸投放6818億元，5月7932億元，6月9189億元，今后還得保持較高水平。而且廣大中小企業也確實面臨“融資難”問題。今年以來，很多重化工行業開始出現較嚴重的困難，最好的救急辦法是放信貸，但這樣做通脹就在后面等著。

第二，“輸入性通脹”壓力始終存在。一方面，美國還要繼續印鈔票，因為只有印美鈔才能體現美元霸權，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元印多了，美元貶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得上漲，對我們來說就是“輸入性通脹”。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新一輪通脹已經開始起來，因為在反危機過程中，很多國家都采取了印鈔票、降利率、放信貸等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這套政策的必然結果就是通脹，這也會給我國造成“輸入性通脹”。

第三，“高成本時代”到來，將持續推動“成本推動型通脹”。高成本包括土地高成本、房價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環保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勞動力高成本、資金高成本、知識產權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稅費高成本和交易高成本。這些成本的上升必然會帶來“成本推動型通脹”。而且，“高成本時代”是一個中長期現象，會導致通脹的長期化。

第四，農產品價格存在持續上升的趨勢。工業品可以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提高效率的空間很大，只要一漲價，就可以大規模供給，價格就上不去。但農產品不一樣，它是靠天吃飯，而且多數是一年一個周期，難以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提高效率的空間有限，同時土地越來越少，因此很多農產品價格存在持續上漲的趨勢，成為推動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

第五，投機使通脹火上澆油。近年來，由于經營實業環境惡化，很多人轉向搞投機，炒完這個炒那個，結果是價格越炒越高。為什么都喜歡炒呢？因為炒更能快速發大財。大家都熱衷于投機，對通脹造成了新的壓力。

通脹長期化給我們帶來什么？通脹意味著老百姓的財富在縮水，意味著人們生活水平的相對下降，意味著財富在不同階層之間發生轉移，意味著貧富差距的擴大，意味著部分產業發展成本的上升，意味著經濟發展環境的惡化。

經濟泡沫累積帶來挑戰

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經濟泡沫。高房價就是經濟泡沫的集中表現，還有其他資產價格也比較高。大家都不搞實業，都去玩金融，這本身就是泡沫。許多行業存在嚴重產能過剩，這也是泡沫。很多地方政府建了很多投融資平臺，直接“經營土地”、“經營城市”，效率又不高，“后遺癥”很多，這同樣是泡沫。

經濟泡沫如何擠掉？有人說，中國經濟正在“軟著陸”中，“軟著陸”即泡沫擠掉的過程。問題可能沒有這么簡單，經濟增速和通脹下降并不意味著完整的“軟著陸”。“軟著陸”必須是安全著陸，安全著陸就是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結構得到了順利調整，新的增長點逐步形成。如果不是這樣，就會造成企業虧損破產增加、債務負擔加重、金融風險增加，這就是“硬著陸”。而新增長點的形成，要靠制度變革、要素升級和結構優化這“三大發動機”（而不是短期的“三駕馬車”），這需要一個過程。

2012年既是泡沫繼續累積、又是逐漸擠泡沫的非常關鍵的一年。

一是房價仍在高位運行，處于漲不得、跌不得的狀態，繼續漲則引發民眾不滿、繼續跌則恐刺破泡沫。

二是隨著集中還款期的到來，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拉大，債務負擔加重，債務危機如影隨形。

三是隨著基礎設施建設放緩、房地產開發減少、企業效益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在累積，中小銀行的壓力在加大。

四是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產能過剩行業和企業的市場需求進一步減少，部分中小企業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

五是隨著美國經濟緩慢復蘇、中國經濟相對放緩，部分熱錢正在面臨留下還是撤走的抉擇，若熱錢大規模快速撤出，則對中國經濟泡沫破滅帶來較大壓力。

六是隨著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日趨復雜，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稍有不慎就會引發不良后果。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經濟泡沫正處于漲不得、破不得的狀況中。

現在很多人關心這個泡沫會不會破？如果政府運用高超的宏觀調控技術，將泡沫一點一點地擠掉，又不至于引起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同時又適時地培育起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優勢，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就算是“軟著陸”了，泡沫就不會破。但2013年這個泡沫將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對此必須引起高度的警惕和重視。

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帶來挑戰

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面臨轉型，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由原來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內需轉型；二是由原來主要靠投資向主要依靠消費轉型；三是由原來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向主要依靠社會投資轉型；四是由原來主要依靠普通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高級要素投入轉型。

中國必須推進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否則中速增長都可能難以實現。問題是這種轉型容易嗎？很可能不那么容易。歷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經歷過這種轉型，但沒有轉好，最后陷下去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了。我們現在也面臨這個挑戰。

如，外需不行了，就要擴大內需，但擴大內需不那么容易，因為擴大內需需要增加廣大老百姓的消費，需要解決其就業、收入、社會保障和消費環境等問題。增加收入需要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需要調整既得利益格局，這就涉及一系列深層次制度變革，而這些變革需要的不僅是時間。

原來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如資源、勞動力等），今后要主要依靠高級要素（如技術、人力資本等）來拉動經濟增長。一般要素我國具有一些優勢，但高級要素則相對稀缺。要轉到依靠高級要素來拉動經濟增長，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與發達國家形成了正面的競爭。要利用高級要素，我國的激勵機制特別是產權保護，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若增長動力結構轉型不到位，則新的增長點形成、新興產業成長、新競爭優勢形成都難以實現，走出經濟低谷也就很難實現。

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帶來挑戰

經濟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較重要的是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調整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淘汰落后產能；二是推進產業升級。淘汰落后產能涉及很多利益格局調整問題，誰都不愿意被淘汰。即便是強行淘汰，也要做好補償工作。產業轉型升級需要技術、高素質人才、現代化管理。所有這些都具備了，才能上臺階，這是“驚險的一跳”，很多企業可能跳不過去。到目前為止，真正成功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地區和企業并不多。

區域結構調整也面臨一些新問題。從經濟增速來看，近年來東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有所縮小。但在差距縮小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問題：中西部地區的節能減排壓力在增加。去年我國部分節能減排指標任務沒有如期完成，任務完成不太好得多數是中西部地區。

中西部地區現在都在高速發展，主要依靠資源優勢在發展高耗能工業。但現在必須加大節能減排力度，這對中西部地區來說就是一個限制。中西部地區希望國家和東部地區給予保護生態的補償，但現在國家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東部地區經濟增速下滑，補償能力相應下降。

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帶來挑戰

資源壓力較大集中體現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在上升。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國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全球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受中國的影響較大。因為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比國際上已實現工業化國家的人口總和還要多。那些先行工業化國家發展到我們這個階段時人口都只是幾百萬或幾千萬。它們當時主要靠殖民掠奪來滿足工業化快速推進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我們這么一個人口大國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階段，需要大規模消耗能源和資源，而我們又不能搞殖民掠奪，必須通過國際市場去購買，所以中國對全球資源能源市場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反過來，由于我們對國際資源需求巨大，價格變動對我國企業的影響就很大，在沒有定價權的情況下還常常受制于人。而且，比較容易開采的礦產大都開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開采成本越高，價格就要進一步上漲，在沒有獲得新的替代能源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承受高價格帶來的高成本。

同時，環境保護帶來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現在全球氣候變暖，在國際上我國面臨越來越大的碳減排壓力。中國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趨勢下去，到2020年前后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將由中國貢獻，屆時我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

我們已在國際社會承諾了碳強度減少的任務，到2020年前后估計要承諾碳排放總量控制任務。事實上我們已在國內啟動碳排放交易試點，北京就已規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過一萬噸的固定設施排放企業必須納入強制減排范圍。低碳發展乃當今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方面不能過分相信陰謀論者的鼓噪，因為這是西方國家的一個“陽謀”，而非“陰謀”，若我們死抱著陰謀論不放，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已步入或適用了新的低碳發展規則和秩序時，最終吃虧的一定是我們。二氧化碳只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低碳發展并非只是減少二氧化碳，實質是通過低碳發展解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是一種普世價值，消極應對者最終是要吃虧的。

但我國推進低碳發展面臨幾個特殊挑戰。

第一，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中期階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階段。發達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進入低碳階段了。在這個時候強調二氧化碳減排，對我們來說是砍在脖子上，對發達國家來說是砍在尾巴上。我國在高碳階段推進碳減排挑戰巨大。

第二，我國的資源稟賦是一個高碳結構。我國多煤、缺油、少氣，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開采和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我國多煤資源結構不利于推進低碳發展。

第三，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我國處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環節，不利于低碳發展。在國際分工中，搞加工、組裝碳排放相對較多。而我國處于“微笑曲線”中間的加工制造環節，發達國家則處于“微笑曲線”兩端的設計和營銷環節。實際上這意味著發達國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環節移到了中國，導致“碳排放國際轉移”問題。

第四，我國人口多。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億人口，每一個人就是一個碳排放源。

第五，我國的粗放發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鎖定效應”。我國現有的發展模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這種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徑依賴”，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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