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滿足100%口糧需求，90%以上的全部糧食需求；全面保護耕地，守住農田，力爭到2020年建設好10億畝高標準農田，提升農田質量，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依靠科技培育糧食良種，優化栽培技術，提高糧食單產；扶持優勢糧食產區，培育種糧大戶，激勵農戶種糧積極性，從而從內因上有效解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
其次，面向國際市場調劑糧食品種余缺
要統籌國內外糧食市場，通過國際貿易適度調劑糧食豐歉和品種，以有效滿足國內糧食需求；統籌利用國際國內糧食生產資源，積極實施糧食“走出去”戰略，實施負責任的農業投資，積極在東道國傳播糧食生產技術，有效協助東道國解決糧食安全問題
再次，積極參與治理和完善全球糧食安全環境
一要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全球糧食安全相關協議和制度的起草、討論和制定，實現全球糧食安全問題的有序治理；二要積極參與建立全球糧食資源與市場調控機制，確保各國在糧食危機預防和應對政策措施方面保持一致
僅供參考：我國現行的食品安全標準重疊交叉，缺乏統一
據悉，我國食品標準體系由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企業等4級構成
目前，我國共有1070項食品工業國家標準和1164項食品工業行業標準；為了適應進出口食品檢驗，還有進出口食品檢驗方法行業標準578項
1我國食品標準過多過濫，常常令執法部門和企業無所適從（1）生產流通和市場秩序之所以如此混亂，食品標準之間相互交叉、相互矛盾是其中原因之一
去年我國遼寧、湖南、河南等地陸續被發現氧化硫殘留超標的黃花菜，銷量隨后急劇下降，菜農及加工企業也因此遭受重大損失
有關部門調查發現，《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明確黃花菜不屬于“干菜”，不得使用硫磺等漂白劑，因此不能有二氧化硫殘留；而質檢、農業部門的標準中規定“干菜”包括黃花菜，且明確二氧化硫的殘留限量是0
1g/kg
相關部門標準互相矛盾，各執一詞，不僅給黃花菜的種植、初加工、流通造成極大混亂，更使消費者一頭霧水，無法消費
最終國務院有關部門迅速行動，重新確定黃花菜屬于“干菜”，二氧化硫殘留不得超過0
2g/kg，才使問題得以解決
（2）同一類食品國標、行標相互重復的情況也比較突出
小小一個蘋果，既有國家標準，又有農業部頒布的無公害標準、綠色標準、蘋果外觀等級標準，還有原商業部頒布的蘋果銷售質量標準
最令執法部門頭痛的當屬標準的技術內容與相關法律不一致
例如，火腿目前共有《火腿衛生標準》等六項標準，其感官指標規定二級鮮度的色澤，表面可以有霉點，組織狀態，肉身稍軟，氣味、風味略咸，脂肪有輕度酸敗味
但《食品衛生法》第六條：“食品應當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具有相應的色、香、味等感官形態
”兩條關于感官指標規定顯然不一致，這必然大大降低了《火腿衛生標準》的使用價值，給食品衛生監督執法帶來不少困難
（3）標準越多、內容越細不一定就能保障消費者的安全健康，同一產品沒有必要制定眾多標準，多標準就等于沒標準，實際上只有一個行業標準就完全可以了
同一產品有幾個標準，并且檢驗方法不同、含量限度不同，不僅給實際操作帶來困難，也無法適應目前食品的生產及市場監管需要，亟待盡快協調統一，這既有利于企業去遵循和執行，也有利于有關部門監管執法
2標準殘缺：適用性較差雖然我國食品安全標準總共將近3000項，但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和不配套依然是其無法回避的“硬傷”
目前我國相關標準結構不配套，內容不全面，指標設計涵蓋范圍窄且存在空白，再加上檢驗方法不配套，計量單位不規范，由此導致標準的適用性較差
據了解與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標準體系相比，我國果蔬標準缺乏一些重要食品加工原料的質量標準和分級標準，無法實現對產品質量認證及優質優價，貯藏運輸及包裝標識標準不能滿足果蔬貯藏流通需要，果蔬制品中目前還沒有二氧化硫、鎘、砷、汞等有害物質含量的檢測方法標準
我國農業初級品標準與生產和進出口貿易要求配套性差，標準間不協調
在分析方法中，大多是用常規的重量法、容量法和比色法，這些方法操作流程長，費工費時，對偽劣假冒產品特別是惡意摻假產品的辨別能力較差
而對酶制劑、促長劑等又缺乏精確有效的監測技術和檢驗方法，農產品安全衛生指標多是以微量、痕量水平衡量的，很難用常規的分析手段進行檢測
目前我國不僅缺乏農藥多殘留檢測方法標準，單殘留檢測方法標準也有限，在醬油衛生標準中氨基酸態氮以“%”表示而不是采用國際法定單位，但在分析方法中氨基酸態氮又以“g/1000ml”表示，使監督檢測部門難以掌握及正確使用
我國農業初級品的農藥殘留限量標準的主線也各不相同
《農產品安全無公害蔬菜安全產品要求》標準的主線是產品，《農藥合理使用準則》、《雙甲脒等農藥在食品中的最大殘留限量》的主線是農藥的品種，《稻谷中甲胺磷最大殘留限量》的主線是產品和農藥品種
這無疑給標準使用者在使用標準之前的查找工作帶來麻煩，不知道從哪條主線去尋找標準、使用標準，也容易造成部分企業和某些執法部門在標準使用過程中有的使用不全
例如，一般人認為我國茶葉農藥殘留限量指標僅有六六六、滴滴涕兩種，但在《農藥合理使用準則》、《大米、蔬菜、柑橘、茶葉中喹硫磷最大殘留限量標準》等標準中共制定了22項農藥殘留限量指標（不包括無公害茶葉和有機茶葉標準）
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國際上使用FAO/WHO食品法典委員會（CAC）的《食品中農藥殘留最大限量標準》時，按照農藥品種這條主線就可以尋找到某種產中所有的農藥殘留限量要求
3接軌：抓緊標準修訂工作老標準不及時修訂，新標準未及時制訂，束縛我國食品安全工作的開展
據介紹，我國食品一直延續計劃經濟時期各部委制定的標準，這就難以避免標準政出多門、交叉重復、指標不統一的現象
雖然有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但由于《標準化法》的限制，實際上無法發揮統一規劃、制定、審查、發布的作用，管理上缺位、錯位、混亂，有的標準竟然超過10年、20年都不修訂，這明顯是管理工作不到位
有關資料顯示，我國食品標準中的各項具體指標大都低于國際標準和國外標準
例如，歐盟技術法規規定，醬油三氯丙醇限量為0
02mg/kg，而我國《醬油衛生標準》（GB2717-2003）中并未列入三氯丙醇的項目，在較新發布的醬油行業標準中，三氯丙醇的限量與歐盟比較相差50倍
由此可見我國的在食品質量安全方面與國際上差距
目前我國食品安全標準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比例為23%，遠遠低于我國國家標準采標率44
2%的總體水平，行業標準國際采標率就更低
我國農業初級品標準采標率尤其國家標準采標率、行業標準采標率安全標準指標水平過低，為后期的食品加工質量安全埋下了隱患
我國政府已明確表示，我國要構建新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將盡快清理與食品安全有關的產品和衛生標準，加強農藥、重金屬檢驗標準的修訂工作，積極參與國際食品法典修訂，提高國際標準的采標率，制訂出既能滿足進出口貿易的需要，又符合中國國情食品標準新的體系
一、食品安全的現狀
1.1國外的食品安全問題
瘋牛病
1986年在英國發現，90年代流行達到高峰。2000年7月英國有34萬個牧場的17萬多頭牛感染此病，已屠宰焚毀30多萬頭，流行趨勢于90年代后期明顯下降，但發病率每年仍以23％的速度增加，并由英國向西歐，全歐和亞洲擴散，受累國家超過100個。目前病人約100例，有科學家推測處于潛伏期的病人約50萬人，發病后表現為進行性癡呆，記憶喪失，共濟失調，震顫，神經錯亂，最終死亡。1997年專家預計人類發病流行顛峰大約是在2015年，屆時每年將有20萬人死亡，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可能會有1000萬人最終死于“雅克氏癥”，2002年這一預計數字降為5萬人[2]。
二惡英
1999年，比利時、荷蘭、法國、德國相繼發生因二惡英污染導致畜禽類產品及乳制品含高濃度二惡英的事件。二惡英是一種有毒的含氯化合物，是目前世界已知的有毒化合物中毒性最強的。它的致癌性極強，還可引起嚴重的皮膚病和傷及胎兒[3]。
O－157事件
自1996年6月從日本多所小學發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而發現元兇為癘－157”大腸桿菌以來，日本全國至當年8月患者已達9000多人。其中7人死亡，數百人住院治療。“O－157”是一種長約千分之二毫米、寬約千分之一毫米的桿菌。“O”是德語對這種細菌稱謂的第一個字母。大腸桿菌因其抗原抗體反應不同，截至目前被分為173種。“O－157”于1982年被美國科學家定為第157種而得名。感染上大腸桿菌“O－157”的患者往往都伴有劇烈的腹痛、高燒和血痢。病情嚴重者并發溶血性尿毒癥癥候群(HUS)和腦炎，危及生命。“O-157”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近年來不僅在日本，而且在美國以及歐洲、澳洲、非洲等地也發生過。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估計，“O-157”在美國每年可造成2萬人生病，250至500人死亡[4]。
丙烯酰胺
2002年4月，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科學家發布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包括炸薯條在內的多種油炸淀粉類食品中含有致癌物質丙烯酰胺。這份報告指出，1公斤炸薯片的聚丙烯酰胺含量是1000微克，炸薯條是400微克，而蛋糕和餅干中的含量則為280微克。 丙烯酰胺這種物質人們并不陌生，在諸如塑料和染料等許多材料中都有使用。動物試驗證明它有致癌危險，但2002年以來的多項研究卻又陸續證實，在對土豆等含有淀粉的食品進行烤、炸、煎的過程中也會自然產生丙烯酰胺，這就逐漸開始掀起了一場新的食品安全風波[5]。
1.2食品安全問題造成的后果
經濟損失 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十分可觀。英國自1986 年公布發生瘋牛病以來,僅禁止牛肉出口一項,每年就損失52 億美元。為徹底杜絕“瘋牛病”而不得已采取的宰殺行動損失300 億美元。比利時發生的二惡英污染事件不僅造成了比利時的動物性食品被禁止上市并大量銷毀,而且導致世界各國禁止其動物性產品的進口, 這一事件造成的直接損失達3．55億歐元，如果加上與此關聯的食品工業，據估計其經濟損失達13 億歐元。
政治后果和貿易糾紛 比利時政府因二惡英事件，使歐洲乳、雞、牛肉等食品的出口在全球范圍內受因，而造成內閣倒臺．2001年德國因瘋牛病導致衛生和農業部長辭職。歐洲消費者當前反對轉基因食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對政府的不信任。從國際上的教訓來看,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不僅使所在國在經濟上受到嚴重損害,還可以影響到消費者對政府的信任,乃至威脅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6]。
2、國內主要食品安全事件：
1987年12 月至1988年2 月，上海甲型肝炎暴發性流行事件，30萬市民染上甲肝。
1996年6月27日至7月21日，云南曲靖地區會澤縣發生食和散裝白酒甲醇嚴重超標的特大食物中毒事件，192 人中毒，35人死亡，6人致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