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主要做為高檔女裝，有很多時裝設計師在這里開工作室，如香港幾個有名的設計師就在這里駐點開公司，拿貨價在200-3000之間，是做高檔女裝必定去的地方，也有批發進口的歐洲時裝，整個場人流量不算大，卻在廣州很有名氣，很多人服裝設計師喜歡去這里看板，吸取流行元素
中山八路童裝批發市場：這里是專業批發童裝，各中高低檔童裝都可以在這里找得到，所以經營童裝的就到這地方去逛逛
白云區石井品牌服裝批發圈：專業批發品牌男、女、童裝庫存尾貨，中高檔品牌服裝在這里你可以看到是很低廉的價格，但卻是正品，只不過是庫存服裝罷了
為什么長三角的人口吸引力被珠三角趕超？為什么長三角有著強勁的民營經濟基礎和更大上市公司基數，在催生大品牌上卻不如珠三角？在筆者看來，長三角相較珠三角，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存在差距。
1、產業結構傳統，新興產業占比相對低
近來，外部環境的變化再次將珠三角推到風口浪尖。但這也再次驗證了一個事實，在通信、電子等高端制造領域，中國固然在技術上還有頗多短板，在價值鏈條上所處地位并無絕對優勢，但珠三角地區，尤其是深圳在生產環節的完整性上，在全球范圍都有極大的獨特性。
在港股、美股上市的公司大部分是在國內上市存在技術障礙的企業，因而區域內A股上市公司的行業分布，更可體現一個區域整體的制造業和一般服務業發展水平，我們不妨對粵九市和長三角的A股上市公司進行分析，就可驗證一個事實——長三角經濟結構較珠三角更重，更傳統。這其實也是近年來深圳快速拉大和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南地區的差距的重要原因，電子、通信等新興產業在珠三角產值中占比較高，而蘇南則更依賴傳統重工業和化工業。
我們對長三角和粵九市的A股上市公司進行了統計。按照同花順的分類標準，長三角A股上市公司的行業分布如下：
我們看到機械和化工兩個行業高居前兩位，占比分別達到20%和11%，然后是信息服務和交運設備。在交運設備這一類型的73家上市公司中，生產汽車零部件的就有59家。電子、信息設備（包括通信設備在內）、家電等粵九市強勢的行業，在長三角的存在感都不高。
上圖則是粵九市的上市公司行業分布，排在第一位的電子，在長三角只排在第六位；排在第二位的機械，在長三角排第一，第三位和長三角相同，都是信息服務（包括互聯網、軟件和傳媒），第四位的就是信息設備，而這一項在長三角排在第十四位。
當我們把粵九市和長三角的A股上市公司分行業占比數據放在一起來看，這種對照就更清晰。
最右側的一列，是粵九市占比和長三角占比的比值，比值越高，說明粵九市在這個行業上相對長三角的優勢越明顯。比值越低，則說明粵九市在這個行業上的產業規模和頭部企業遜于長三角。
在電子和信息設備方面，粵九市占比幾乎都接近長三角的三倍。在A股上市公司不到長三角六成的情況下，粵九市的電子、信息設備兩個細分行業的上市公司絕對數都高于長三角。（電子行業，粵九市93家長三角60家；信息設備，粵九市44家，長三角29家）。輕工和家電也是粵九市具有明顯優勢的行業，這也符合大眾的觀感和認知，在生產直接面向消費者的C端產品方面，珠三角的品牌效應遠強于長三角。
再來看長三角明顯有優勢的，首要的就是機械、化工和汽車零部件，這三個行業的上市公司占到長三角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5%，而在粵九市這一占比還不到20%。除了化工以外，冶金、軍工等偏重的行業也是長三角領先。粵九市上市公司里沒有一家做鋼鐵或采掘的，而在長三角上市公司中，這兩個門類的尚有13家。
長三角向來以民營經濟活躍著稱，尤其是浙江。但不能不承認地是，因為種種客觀原因的限制，中國民營企業的技術投入整體有限，產業升級的路途也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深圳的華強北，十多年前以山寨著稱。而現在深圳的電子工業能力，已經到全球都不可小覷的程度，這和深圳乃至整個珠三角地區對全球市場的融入有莫大的關系。如果沒有大量外資企業、港資企業和臺資企業在深圳和珠三角的投資，珠三角的工業能力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正是基于這種快速提升的工業能力，珠三角才反過來成為電子、通信等新興工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區域，強大的工業能力和工業基礎設施反哺了中國本土新興工業的興起。所以，深圳民營高技術產業的蓬勃，和外資包括港澳臺資本的大量涌入是分不開的。
然而，長三角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外資進入長三角的橋頭堡是上海，主打的是“買辦”型的商貿和服務業，這使得在上海這個局部，外資和中資在爭搶人才上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效應，而在產業鏈上卻缺少向深圳那樣的正面拉動力。蘇南在招商引資方面表現比較突出，中新工業園區、昆山的臺資企業產業鏈，都是典例。但蘇州和深圳相較，沒有發展出和加工貿易產業高度契合的本土電子工業鏈條。而浙江方面，雖然國資和外資力量都比較弱，因而本土民營經濟顯得更加興旺。但浙江大多數本土民營企業，在產業升級上的意愿都不高。
加大技術投入，對民營企業而言存在不低的門檻。中國大多數本土民營企業都以傳統行業起家，最初的技術含量都不高，如要向更高端領域轉型，投入甚巨。它們既不是本身具有技術優勢可以靠專利銷售賺錢的百年老店，在中國的融資環境下又很難得到真正支持長遠創新發展的資本來源，加之企業本身面臨的綜合營商成本和激烈市場競爭，利潤本就稀薄，更不可能大規模進行研發投入（研發投入有高度不確定性），往往深陷二流產業的路徑依賴。對多數傳行業的民營企業而言，轉型成真正的技術驅動型企業是極難的，它們所處的行業本身及其競爭格局，公司自身的治理結構，人才戰略和人力資源儲備等等，都決定了這樣的企業在維持傳統主業的同時，寧可在房地產和金融領域做多元化擴張，而不是向高新技術方面延伸。而這，正是長三角民營經濟相對蓬勃背后不能不面對的困境，亦是長三角相對珠三角的劣勢。
2、區域開放性弱于珠三角
如果要討論中國營商環境最好、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區域是哪里？長三角和珠三角可以一戰，尤其是浙江，肯定不會輸給珠三角。
但是，要論中國哪個地區最開放，最歡迎外地人？這個答案幾乎無可爭議，那就是珠三角。
日前，廣州終于取消了對本科以上非應屆大學生的落戶限制。這意味著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已經可以在全國除北京、上海以外的所有城市自由流動。然而，作為長三角地區經濟實力最強、樞紐地位最顯著、就業機會最多城市的上海，卻仍然不可能完全放開戶籍管制。
上海財經大學百年校慶前整飭老校門
一直以來，上海對本地高校和非本地高校畢業生的落戶政策一直有差異。雖然近年來打了北大清華本科畢業生可無條件落戶的補丁，但兩校畢業生規模畢竟有限，仍然改變不了本地高校學生和外地高校學生在落戶政策上整體的不平衡。相較于北京，上海高校的本地生比例本來就高，對本地高校畢業生的傾斜政策，固然讓滬上高校畢業生在上海落腳更加容易，但卻影響了外地高校畢業生來滬的意愿。政策上的傾斜，情感上的慣性，乃至上海就業單位中天然的校友網絡效應差別，都是對外地高校畢業生不友好的因素。北京、武漢等高校不留本地的大學生，最大的流向都是深圳和廣州，而非上海，這無疑也將影響長三角和珠三角長期競爭的天平。
更重要的是，政策傾斜之下，上海用人單位在情感上“江浙滬畢業生優先”的巨大慣性，其實對這個長三角地區產生了外溢效應。和北京、廣東相較，長三角用人單位對本區域高校的青睞程度是最高的。固然有一些本地人認可這樣的安排，但這對于長三角擴大在全國范圍的吸引力，并保持長期競爭力，顯然是極不利的。
反觀珠三角，雖然本土的高等教育資源遠不如長三角，但一直備受外地人才垂青。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武漢，現在武漢已經有120萬大學生，這些大學生畢業之后最主要的流向就是珠三角。深圳雖然沒有本土的985大學，但它是中國絕大多數985大學畢業生排名前三的就業目的地。
3、高度依賴上海單一中心缺少多中心
談到開放性，就不能不提到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體系的差異。觀察長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城市2018年的人口凈流入情況，長三角的確不容樂觀。
蘇州，長三角人口和經濟第二大市。2018年常住人口只增加了3.77萬，無錫更慘，只有2.15萬。長三角十五市2018年新增常住人口的總和90.15萬，比深圳、廣州兩市之和還少三千。
城市經濟是質和量的雙重比拼。即以廣州和杭州的比較而言，廣州固然存在民營經濟不如杭州發達，上市公司家數不如杭州，缺少頂尖本土品牌等劣勢，但廣州的區域門戶地位仍然使它擁有遠超過杭州的經濟和人口體量，這種體量上的優勢，使其可以更大限度地吸納外來人口。
珠三角和長三角在城市等級體系上最明顯的差異在于，珠三角是多中心的。廣州、深圳、香港，三座城市經濟體量近似，分別在商貿物流、科技、金融等不同領域具有全國甚至亞太區域的巨大影響力。然而，長三角只有一個門戶城市，就是上海。杭州、南京、蘇州和上海相較，在城市功能和地位上完全處于從屬地位。杭州雖有互聯網和本土民營經濟兩個相對上海的長板，但整體不具備門戶功能，金融、航運、交通、物流、高端專業服務等領域功能仍不完善，只有上海才可以滿足其需求。
我曾在《杭州的崛起，其實是上海的最大幸運》中指，上海和杭州不同于廣州、深圳，兩地完全只有互補性，沒有競爭性，所以杭州的興起對上海有百利而無一害，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杭州和上海之間缺乏競爭的根本原因，還是上海的發展基礎和資源條件遠遠優于杭州，和后者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所以杭州不可能對上海形成整體性的挑戰。從更大的視野來看，缺少上海之外的第二個門戶城市和區域性中心，這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要解決的一個真問題。
上海要好，就需要在旁邊有一個深圳之于廣州式的存在。如今的杭州、南京、蘇州，在城市功能的綜合性上都完全不能和廣州、深圳中任一相比。仍以我之前引用過的城市三產增加值為例，2018年杭州和南京兩市的第三產業增加值之和，才剛剛等于廣州市。杭州、南京在城市規模、城市能級上和廣州的明顯差距，不僅影響它們自身的發展，更成為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的潛在隱憂。
廣州、杭州、南京、蘇州這幾個城市，經濟發展的質量指標差別總體不大，無論是人均GDP，還是上市公司家數等指標，并沒有數量級上的差異。但廣州的人口和經濟規模，讓它獲得的巨大磁石效應，則是杭寧蘇三市完全不具備的。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廣東省戶籍本身缺少直轄市戶籍上的種種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上的附加值，廣東一直奉行相當開放的落戶制度，這進一步推高了廣州、深圳的人口增長。然而因為多種原因，上海當前不可能放開戶籍，還要對常住人口規模進行嚴格的管控，如果不能讓杭州、南京等長三角城市形成重要的全國性資源集散地和重要的區域門戶，就只能讓許多可能進入長三角的潛在人口流向珠三角。
珠三角的人才政策令人矚目。昨天（26日）深圳副市長王立新公開表示，深圳將實施財政部、國稅總局《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31號文），對緊缺人才的邊際稅率由45%降至15%，深圳地方政府會幫助這類人才補齊稅收。珠三角在吸引人才上的饑渴和突出的政策力度，應對長三角有鏡鑒意義。
4、經濟密度偏低影響容納能力
衡量現代經濟，很重要的一個標準就是密度。相較于珠三角，長三角的人口密度明顯較低，在聚集創造價值的條件下，較低的人口密度也意味著較低的經濟密度（單位面積創造的GDP）。
我們來看上面這個表。中間有長三角、粵九市和珠三角總（含港澳）的人口和經濟密度對比，看起來似乎長三角和粵九市的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差不多，但實際上這主要是因為珠三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