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開放的新階段，將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上述一些對國內農業有利因素將逐步消失，一些深層次的不利因素正在顯現，農業面對的國際競爭壓力將全面提升。尤其是，中國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傳統農業與國外大規模現代化農業難以競爭的局面，在較長的時期內不會出現逆轉；發達國家對農業高補貼、高保護所形成的不公平國際農產品貿易環境，在短期內也不會得到根本的改變。加入WTO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和挑戰是長期的，在后過渡期將逐步顯現出來。具體表現在：
第一，農產品進口壓力日益加大。從2005年開始，今后中國糧食進口關稅配額數量每年將達2216萬噸，占商品量的15%。按中國糧食口徑，將配額折成原糧(包括將豆油配額折成大豆)，則糧食配額數量達4107萬噸，相當于2004年國內糧食總產量的11.3%(不包括大豆進口，2004年2023萬噸)。如果這些糧食全部進口到國內市場，將產生深刻的影響：一是進口糧食占國內生產的11%以上，遠遠超出中國1996年提出的95%糧食自給率的判斷，有可能影響中國糧食生產總水平，這要求中國重新評估國家糧食安全政策目標。二是在當前國內糧食供需緊平衡、高價位的背景下，糧食進口將打壓國內價格，直接損害種糧農民利益，不利于國內糧食增產。三是影響政府各項支農政策效應的發揮，尤其會抵消現有糧食扶持政策的積極作用。2006年中國取消植物油進口關稅配額管理，對國內大豆、油菜籽、花生等的生產和加工行業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第二，農產品貿易逆差可能成為常態。過渡期三年來，大豆進口增長較快，配額農產品如棉花、食糖、羊毛、棕櫚油等進口較多，配額使用率較高(20-70%不等)，今后進口仍將呈擴大趨勢。2004年中國農產品進口280.3億美元(比2003年同期增長48.1%)，出口233.9億美元(同比增長9.2%)，逆差46.4億美元(海關總署，2005)。根據中國農產品供需結構和農業資源稟賦特征，我們初步判斷，今后中國農業的進口貿易依存度將進一步提高，農產品貿易將呈大進大出趨勢，貿易逆差有可能成為常態，這是今后影響國際收支平衡的一個潛在因素。
第三，國際市場風險防范和管理的難度加大。隨著各個領域全面對外開放，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市場風險挑戰，防范和化解的難度日益增大。國際農產品市場風險尤為復雜。如2004年4月底國際大豆市場價格急劇波動，市場風險通過跨國公司的營銷鏈條迅速傳遞到國內市場，導致國內大豆壓榨企業全面虧損，初步估計損失達50億元。
第四，國際農產品貿易環境日趨復雜。中國將進入貿易摩擦高發期。技術性貿易壁壘、反傾銷、特殊保障條款 等將成為今后中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壁壘，“輿論壁壘” 等新型壁壘也呈上升之勢。發達國家繼續對農業提供巨額補貼，國際農產品貿易被嚴重扭曲，多哈談判建立國際農業貿易新規則和新秩序步履維艱。這都將在今后一個時期影響中國發揮比較優勢，擴大優勢農產品出口。
第五，從戰略上看，在加入WTO背景下，中國農業所面臨的挑戰，其實并不在于農產品進口數量的可能增加，更尖銳的矛盾，主要在于農村人口尚未大規模轉移背景下，進口農產品增加后大量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這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全局性問題。有學者指出，如果對經濟發展只注重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往往會將農業看成是對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無足輕重的部門，因此不愿意增加政府對農業發展的支持和保護，這顯然不利于提高中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在發達國家高額補貼的農產品進口沖擊下，中國不少地區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就可能面臨衰落的危險。這樣，受威脅的可能并不是國內農產品的供求平衡，而是引起的相當數量的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陳錫文，2004)。
三、今后的挑戰與關鍵問題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農產品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需求結構的顯著變化，對農產品從主要是數量需求轉向數量、質量雙重需求；農業發展從過去主要受資源約束轉向受資源、市場雙重約束。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則把中國農業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必須面對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雙重挑戰。中國農業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深刻而重大的變化。
而從現在起的今后若干年，中國正處在人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發展新階段，將進入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加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國際經驗表明，這既是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是各類矛盾凸現的挑戰期。在這一關鍵時期，著力解決好“三農”問題，繼續發揮農業農村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支撐作用，不僅關系到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和農村發展，而且直接影響中國對戰略機遇的把握，事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局。但是，中國農業目前仍然是國民經濟最薄弱的環節，一些長期困擾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還遠沒有根本解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農業發展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壓力和挑戰，比較突出的有：
1.人口和食物消費需求增長的壓力與日俱增。2004年底中國人口為13億，預計到2010年達到13.45億。按照目前的糧食消費結構和需求總量測算，到2010年，糧食年需求量至少為5億噸。目前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4.7億噸，要想在今后5年內使農業恢復到5億噸的生產能力，在物質和技術條件上都存在較大的難度。如何保障13-14億人口的糧食安全問題，是今后中國農業不能回避的戰略問題。
2.農業資源剛性約束矛盾日益突出。人多地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目前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5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從長期看，人口增加、耕地減少，耕地資源緊張的矛盾將始終存在。人均水資源也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干旱和嚴重缺水已經成為制約西北、華北和中部地區農業發展的瓶頸。今后農業資源緊張的矛盾對農業發展的約束將越來越突出，直接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和農產品供給。
3.農業國際競爭力在短期內難以提高。中國農業在技術進步、產品質量和整體競爭力與主要農產品貿易國的差距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中國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傳統農業與國外大規模現代化農業難以競爭的局面，在較長時期內也不會出現逆轉。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農業投資投入不足，農村資金短缺，生產要素持續外流，農產品市場體系、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政策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將難以在根本上改變，因此在短期內進一步提高中國農業競爭力的難度較大。這也決定了在世界貿易體系中，中國農業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選擇正確的發展戰略。
4.影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體制性制度性矛盾開始凸現。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長期積累的城鄉二元結構中的一些深層矛盾開始顯現：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村與城市的面貌反差強烈；城鄉之間各種要素合理流動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形成，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體制性障礙仍然存在，農民就業增收渠道難以拓寬。從根本上改變影響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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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一邊是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一邊則是加速復蘇的GDP數據，但人民幣匯率似乎不為所動，反而從一季度的6.7附近一路貶值至6.92左右，再度來到了7門前。
5月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以美元計4月出口同比增長8.5%，增速高于預期，但較上月的兩位數高增長回落；進口降幅擴大至7.9%。實現貿易順差902.1億美元，擴大82.3%。此前，中國首季GDP增長4.5%，大超預期，且各界預計二季度增速有望超出7%。
“最近人民幣疲軟，部分因為出口商一直不愿出售美元，這導致了自2019年6月以來最大的外匯結算凈赤字，年初至今外匯存款也持續增加。美元存款利率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首次達到了5%。”巴克萊宏觀、外匯策略師張蒙表示。
但她認為，復蘇的中國經濟和疲軟的美元應該會限制人民幣貶值空間，甚至助力人民幣在未來轉強。機構預計第二季度結束時美元/人民幣匯率為6.9，然后在2023年底回落至6.7。
人民幣暫時與經濟數據脫節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在北京時間5月9日16：30官方收報6.9275，較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盤價跌109點。截至同日北京時間18：45，美元/離岸人民幣報6.9253。
在GDP大幅反彈的背景下，近期人民幣卻意外走貶，再度陷入了6.9區間，數據參差不齊和地緣政治擾動或是主因。同時，出口商的行為也造成了匯率的下行壓力。
張蒙表示，中國出口商囤積美元應收款項的跡象明顯，而不將其兌換成人民幣。這種行為是受到內地美元存款利率提高的影響。“出口商只兌換足夠支付必要開支（如物流和工資）的部分金額。據企業反饋，剩余的金額被存入銀行。這一情況在外匯結算數據中得到了反映。”
“3月，銀行代表客戶進行的外匯收款達到了2980億美元，這略高于其12個月移動平均水平（2940億美元），遠高于2019年的月均水平（2230億美元）。然而，中國企業的外匯售出/收款比率降至60.5%，是過去一年中最低的水平。因此，我們認為6.95是美元/人民幣的首個阻力水平，因為出口商可能會在這個水平上出售其美元持倉。”
在外匯存款高增的同時，中國出現了令人矚目的貿易順差，這似乎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4月13日，中國公布的出口數據大超預期。3月中國出口增速達14.8%，大幅好于市場預期的-5.1%，尤其難得的是，同期韓國出口（-13.6%）、越南出口（-13.2%）仍然保持弱勢；中國以美元計4月出口同比增長8.5%，增速高于預期；進口降幅擴大至7.9%。實現貿易順差902.1億美元，擴大82.3%。
此外，就中國進口商方面來看，3月銀行代客外匯支付達到2870億美元，這超過了其12個月移動平均水平（2830億美元），仍遠高于2019年的月均水平（2190億美元）。進口商的購匯/支付比率保持在68.2%，遠高于2021年的平均水平（63.5%）。這導致外匯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的美元需求。
事實上，雖然貿易順差被認為是推動人民幣走強的真金白銀，但關鍵在于這些出口創匯有多少被轉換為人民幣，否則并不會對市場構成推動。數據顯示，凈外匯結算赤字對第二季度的人民幣施加壓力，赤字幅度也達到了2019年6月以來的最大值。企業的套期保值比例從2022年的月均24%，下降至3月份的21%，增加了人民幣匯率的壓力。
進一步貶值空間有限但這種情況可能會迅速轉變。機構認為，外匯存款在今年以來一直在增長，如果動量轉變，這些存款的下降可能會迅速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走低。
“實際上，我們的外匯存款敏感性分析表明，人民幣因素往往比利率差異具有更強的解釋力。美元/人民幣匯率下降1個百分點，可能會導致外匯存款在一個月內下降80億美元。我們認為這更可能是下半年的故事，更強的經濟和更高的收益率或推動人民幣重新走強。”巴克萊認為。
此外，機構也并不認為在港上市的中資企業股息支付需求會對人民幣構成太大的不利影響。機構估計，今年將支付總額為800億美元的股息，其中約70%將在7月和8月進行。企業可能會賣出離岸人民幣來購買美元或港幣以支付股息，但壓力應該是溫和的，原因在于——總體股息規模并不驚人；公司在利用外匯存款方面有其他選擇。那些存放在海外銀行的美元存款可能是首選。2021年和2022年7月至8月的總體美元存款下降分別為200億美元和290億美元。
二季度，經濟數據的持續復蘇可能也將提供情緒支撐。多家國際投行紛紛上調中國全年GDP增速預測至6%以上。一季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