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樓后面還有兩個展示廳，二號展示廳展示了140余幅珍貴圖片，你可以通過多媒體影片的播放，完整地了解猶太難民在上海的這段歷史，還能看到難民護照和上海猶太早報等實物復制品、刻有拉賓題詞的大型石片等；三號展示廳經常有各種主題新穎的展覽展出。
1933年至1941年，上海接納了近三萬名來自歐洲、從納粹魔掌下逃離的歐洲猶太難民。他們大多居住于提籃橋一帶的舟山路、霍山路、長陽路，與當地居民和睦相處。至1945年戰爭結束，大多數猶太難民得以幸存并全部離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成了以色列復國后的第一代開國元勛。
人道主義援助而已，最主要的，是中國當時風雨飄搖，入境簡單，幾乎沒有主權束縛！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和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曾在華盛頓舉辦“猶太難民與上海”圖片展，二戰期間“拯救猶太人”的舊事再度出現在輿論視野中，國內相關報道多以“大屠殺親歷者淚謝中國”作為標題，在強調中國人善良、樂于助人的同時，有的還捎帶了日本人的兇殘、蠻橫。
1933年—1941年，有3萬猶太人為躲避納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國只接收了20萬猶太人。猶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國殖民當局宣布未來5年內只接受7.5萬猶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國爆發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后，上海幾乎是全世界唯一對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城市。
上海猶太難民留下的大量回憶文獻中，不少人表現出對上海的眷戀，但很少看到他們對上海或上海人表達感恩之情的文字。這與中國的相關報道差異很大。
【為什么是上海】
上海無意中成為了猶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納粹上臺后，對前途悲觀的猶太人紛紛逃離德國，嚴格來說他們是僑民而非難民。“水晶之夜”后，納粹德國突然加速清除猶太人，那些在“事情不會那么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來觀望的猶太人，突然發現自己已變成難民，并且全世界幾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羅斯福牽頭在法國埃維昂萊班組織討論接收猶太難民的國際會議，但32個與會國中，除多米尼加外，其余國家皆不愿接收猶太人，牽頭者美國也不例外。當時西方盛行反猶主義，即使是對猶太人最友好的美國，也有上百個反猶太團體。
反猶壓力使得猶太人即使逃到美國也無法入境，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號郵輪悲劇。1939年5月，九百名猶太難民被納粹德國用“圣路易斯”號郵輪送至古巴，結果被古巴拒絕，停靠邁阿密登陸又被美國拒絕，只好返回歐洲。他們當中有六百人后來死于集中營。1980年代中國曾引進的美國電影《苦海余生》即以該事件為原型。
雖然多米尼加表態接納10萬猶太人，但它無力籌措巨額安置費，而猶太人也不愿去生活環境貧窮且與歐洲相去甚遠的國家。此時，萬里之外的中國上海因為多重因素疊加，成為唯一選擇。
首先是上海租界“國中之國”的獨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漸形成英美等國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獨立于中國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國領事管轄的公共租界，屬于由外國僑民自治的獨特地方實體。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國初，外國人旅居上海無需任何手續，1932年，民國政府開始對吳淞口和上海登陸的外國人增設查驗護照簽證程序，由于傳統習慣，上海實際上對任何人都實行落地簽，是世界最著名的開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國民政府無法行使行政管轄，而日本還未組建傀儡政權管理上海，進入上海的簽證管轄權被虛置，租界無意中扮演了難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滬會戰時，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被日軍控制，這部分后被稱為“日租界”）。
所以，從1937年八一三抗戰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為猶太人敞開了大門：無需簽證、無需有人宣誓擔保，無需警方證明，無需保證經濟獨立。
上海不僅有猶太人入境的便利，還有先期定居猶太人的財力。當時上海有兩個猶太人集團，一個是英國的巴格達商人，他們中有沙遜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個是俄國猶太人，他們雖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頗有財力。
在外灘16鋪碼頭登陸的猶太人并不很像難民，至少從歐洲到上海的逃難并不狼狽，甚至算得上奢侈。他們購買頭等艙的船票，在船上開Party，吃高檔西餐。在許多猶太人的回憶中，彩帶、日本樂隊、專用乘務員、蛋糕是他們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戰爭期間的背井離鄉畢竟不同于旅行，上岸后，他們很快就典當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濟。巴格達猶太富商第一個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們組建了第一個援助猶太人的COMA委員會，不但提供公寓，還向每位難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證難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進入上海的猶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這時美國猶太人社團組織JDC聯合慈善力量，成為救助難民的主要機構。
JDC頒布的援助上海猶太難民文件
無論如何，猶太難民過得遠比上海當地人要好，亞洲式的貧困令他們印象深刻：“那些拉著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閑逛的中國車夫簡直不是人，冬天他們沒有暖氣，很多中國人在街頭被凍死，第二天垃圾車來的時候，尸體直接被拋到了車上。”
日本占領下中國人的不幸同樣讓他們印象深刻：“日本人對待猶太人和中國人的差別很大，每當中國人過橋時，總會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們，或用煙頭燒，但是中國人更厲害，他們回頭對傷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來，這是中國人打敗日本人的標志。”
猶太人當然是知恩圖報的民族。
二戰期間，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和日本駐立陶宛代理領事杉原千畝向猶太人大量發放簽證，拯救了許多人性命——當時的奧地利和蘇聯，猶太人若無簽證將無法離境。何鳳山和杉原千畝由此獲得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國際義人”稱號。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的市中心有一個紀念碑，上書“中國人，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恩！”似乎沒有人見到這塊碑，猶太人并沒有國內宣傳的那么善良，當然，更不可能有“日本人，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恩！”
作為商人，猶太人始終是精通擅于八面玲瓏左右逢源的，對他們的排擠，也可以說是即可憐又可恨。
上海南京東路口的兩幢大樓都稱為和平飯店。和平飯店北樓建于1929年，原名華懋飯店，屬芝加哥學派哥特式建筑，樓高77米，共十二層。飯店位于上海的南京東路和外灘的交叉口。1929年，猶太商人沙遜構思并創建了名為“華懋飯店（CathayHotel）”的酒店，這就是后來的和平飯店。
當時由芝加哥學派哥特式設計風格的建筑師Palmer& Turner設計，以一個海拔77米的綠色銅護套屋頂為最大特色。外墻采用花崗巖石塊砌成，由旋轉廳門而入，大堂地面用乳白色意大利大理石鋪成，頂端古銅鏤花吊燈，豪華典雅，有“遠東第一樓”的美譽。
正門設在南京東路23號，靠外灘的19號屬邊門。1908年建成，文藝復興建筑風格。
作為外灘萬國建筑群及上海 歷史 文化遺產的一張重要名片，重新營業，這座百年飯店成了眾所矚目的焦點，并且掀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酒店文化懷舊熱。飯店的外立面、大理石地面、雕花屋頂、大廳中的古銅鏤花吊燈等有“和平文化”的經典元素都被悉數保留，酒店本身就是一座經典的藝術品。
分外顯眼的綠色銅尖頂，沙遜是英商，豪無疑問他在上海灘的生意之巨大，不是黃金榮杜月笙之流所比擬，他持牌合法官商，又超越官商，干著當時年代最賺錢的生意，軍火，鴉片，房地產，棉紗廠及貿易，等等。英商洋行當時在上海地位顯赫，沙遜是英美洋行中最頂級的老板，藝術之品味，自然也是一流的。
和平飯店前主人
維克多·沙遜生于1881年，年輕時愛好航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加英國皇家海軍航空隊，被授予少尉軍銜。1915年2月，在參加一次防空訓練中腿部受傷殘廢。維克多·沙遜的祖先為塞法迪猶太人，他第一桶金來自他去印度繼承父親財產。
他修建一座頂級的飯店，兼自己奢華寓所，兼辦公場所。這樣成就了百年的外灘傳奇—和平飯店。1929年沙遜大廈落成，公和洋行設計，新仁記營造廠承造。鋼框架結構，裝飾藝術派風格，外墻九層，頂層采用泰山磚石面，其余都是采用花崗石砌筑。立面已豎線條構圖為主，
一層為酒店入口，二層為寫字樓出租，三層為公司自用，4-7樓為飯店，8-9樓為餐廳和夜總會，10層為沙遜英式風格的住宅。總耗資白銀八百萬兩。后來土地漲價百倍，他四年就全部收回投資，還賺到這棟外灘最美的建筑。不過，50年代，因酒店欠繳稅收等，被收歸國有。
沙遜大廈當時在上海灘最豪華最藝術的飯店。今天，依舊是外灘最美的建筑。
當時酒店在也是遠東猶太人收容救助站。
和平飯店的設計師
1912年
一位年輕建筑師喬治.威爾遜受公和洋行委托，從香港趕到上海外灘開拓市場。
他的第一個項目一炮打響，喬治 . 威爾遜的杰出職業生涯1898開始于倫敦的 H W 派克建筑師事務所，1901年到1908年間他作為J B 克魯森的助理，開始頻繁的前往法國和意大利，喬治 .威爾遜樂于離開英國接受新的挑戰，1908年他在香港公和洋行得到了一個助理的職位。1912年威爾遜來到上海籌建公和洋行上海分行，1914年他成為合伙人。由威爾遜主持或協助設計了公和洋行在外灘說建造的23幢建筑中的9幢，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匯豐銀行大廈、海關大廈及沙遜大廈。威爾遜設計的外灘的其他標志性建筑包括漢密爾頓大廈、上海新城飯店、皇家亞洲協會大廈。 其實整個外灘建筑天際線的關鍵幾筆就是出自喬治 .威爾遜之手。
使公和洋行成為當時上海灘最叱咤風云的建筑事務所。
黃浦江左岸，著名的外灘建筑群，無論哪個季節，每一座建筑，都美得令人窒息，靜靜的佇立訴說著往事。
無論是古典還是現代，這些建筑的設計潮流和施工工藝技術直到百年之后，都是一流水準。1929竣工的酒店，使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來著美國通用公司的冷暖空調設施，沙遜大廈在上海和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沒有哪座酒店有如此榮耀。
和平飯店之爵士樂隊：
飯店夜總會，巴洛克式宮廷建筑風格。
爵士吧，典型的英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