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記錄的公平性顯得尤為重要。
在復式記賬法出現前的大約5，000年里，亞述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和蘇美爾文明都曾經在美索不達亞河流域繁榮過，在這里出現了一些古老的商業記錄方式。該地區界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間，現今，絕大部分在伊拉克境內，周期性的洪水，使得該流域非常富饒，適合農業耕作。
隨著農業的興旺，服務性商業和小手工業也在該地及美索不達亞河流域周邊地區發展起來了。巴比倫和尼尼微等城市已成為區域性商業中心，古巴比論語也成為整個中東地區的政治和貿易用語。在美索不達亞地區，曾經出現過多家投資銀行、采用金和銀的標準度量、甚至在一些交易中觸及到了現代信貸制度。
在這期間（一直持續到公元前500年），蘇美爾是一個神權統治國家，它們的統治者自稱替神管理著全國的土地和動物，這推動了一些記錄方法的發展。而且，對交易中無記錄現象的懲罰，演變成正式的法律條文。例如，由古巴比倫第一王朝（公元前2285—2242年）流傳下來的著名的《漢莫拉比法典》規定：將商品賣給商人的小販，應出示蓋有章印的商品價目單，否則交易無效。因此，有理由相信，這段時期內的大部分交易均記錄在案，且由交易雙方簽署生效。
和今天的會計師等同的職業，在美索不達亞時期叫做“抄寫員”。他們的職責大致相似，但涉及范圍甚至更廣。除了記錄交易內容之外，他們應確保（簽署的）協議內容，應符合商業交易法規的詳細要求。寺廟、宮廷和私有商號都雇傭了許多抄寫員，因此，該職業認為是聲望很高的職業。
在那時，一次典型的交易里，交易雙方可能會在城門口找到抄寫員，他們會將協商的內容詳細描述給抄寫員，隨后抄寫員會拿出些準備好了的特殊黏土塊，來記錄此次交易。該地盛產黏土，而紙草則稀缺且價格昂貴。
濕黏土塊可以澆鑄成一定大小和形狀，以便有足夠的空間來記錄交易內容。抄寫員用一端呈三角形的木桿，在黏土上記下交易方的姓名、商品和交易金額，還有就是雙方的其他承諾。然后，買賣雙方在這一小塊黏土上，蓋上各自的章印作為簽字。在那尚未開化的年代，人們常常在脖子上掛著自己的“印章”，這是一塊刻有佩帶者標記的石制護身符，死后隨自己一同埋葬。通常，“印章”上刻有主人的姓名及宗教標記，像主人所信奉的神靈的圖案和姓名等內容。這些護身符在黏土上蓋下印記后，抄寫員則將黏土置于太陽下曬干或烤爐中烘干，以此永久性地保存一些重要交易內容。有時，人們將黏土碾成一薄層，厚度如同餡餅皮，然后將另一黏土塊包裹起來，就像信封一樣。為特別安全起見，整個交易內容會重新刻寫在（黏土制的）“外層皮”上，以此作為底稿的副本。通過對照其內容，（任何）試圖造假的信封都會被發現，且如果不剝落外層皮，底稿內容是不會更改的。
古埃及政府記賬方式的發展狀況，類似于美索不達亞人。他們使用紙草而非黏土塊來做更詳細的記錄，且制作起來也更容易。而且大量記錄給保存下來了，特別是皇家存檔室網絡，里面保存了“以貸代款”的稅收支付方式。
古埃及的每一個存檔室的薄記員，都必須小心翼翼地做記錄，因為這些記錄要受到一個內部核查部門的仔細核實。這些早期的會計師們有理由表現出一定的誠實度和精確性，因為任何違規行為一旦被皇家審計部門發現，將會受到罰款、斷肢或處死等處罰。盡管這些記錄很重要，但是古埃及的記賬方式從未超越存在幾前年之久的簡單清單列寫形式。也許還存在一些其他因素，似乎阻礙了它的發展，如教育和鑄幣的匱乏。
在古埃及人追尋商品活動期間，他們并沒有將金和銀視為一般等價物，而只當作交換的物品。由于沒有統一形式的價值尺度來度量所有的物品，這使得累積與計數非常困難，因此縝密的會計系統的發展則幾乎不可能。
公元前的中國，用賬目清算作為主要手段，來評估政府計劃和行政公務人員的效率。這一做法在中國的周朝（公元前1122—256年）就已經非常成熟了，然而（在隨后的年代里）它在中國從未獲得過超越，直到19世紀復式記賬過程的引入。
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臘使用“公共會計師”來維護百姓的權利，控制政府的財政。雅典國會下議院的議員們針對財政事務立法，并通過精選的10名國家會計師的監管，來控制公共資金的收支平衡。
也許，古希臘對現代會計學最大的貢獻是在于，它在大約公元前600年就發明了鑄幣。隨著時間的推移，造幣在全世界范圍內得以采用，它對財會這一行業的發展也影響頗深。古希臘的銀行業似乎比以往的任何社會都要發達。銀行家們留存帳簿、兌換貨幣和借貸給客戶，
甚至通過分支機構為邊緣城鎮的居民提供匯款業務。古羅馬的政府賬目和銀行賬目則是從一些傳統的賬本演變而來的，這些賬本由各家族頭目保存著，以記事本的形式記錄著家務的每日的開支，而月開支則匯集成一本現金簿——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收支薄”（古羅馬用于管理家庭賬目的賬本）。在羅馬，這些家政費用非常重要，因為普通市民需要呈交資產和債務報告書，以此作為稅收的基礎，甚至決定市民所享有的權力。
在羅馬，為維持政府的財政收支平衡，存有一套精密的制衡體系，由度之官把持著。這些官員管理財政、支付給軍隊費用和監管政府財政帳目。公共財政開支由審計官員監管，度之官在離職前，需將自己所管的帳目移交給繼任者，并向羅馬議會匯報工作情況。
在羅馬帝國眾多的財會創新中，年度預算制度的采用，旨在試圖協調帝國內多元化金融機構，平衡開支，以及根據市民的支付能力來征集稅費。從羅馬帝國的崩塌到盧卡•帕喬利那篇論文（指的是復式記賬法）的發表，這幾千年的時間，一直廣泛被視為“會計的停滯期”，而中世紀，意大利以外一些地方的實踐，則往往為歷史所遺忘。然而，正如歷史學家邁克爾•查特菲爾德所評論的那樣，中世紀的代理會計業“為財政管理和保守主義信條奠定了基礎；而且，中世紀為發生在文藝復興時期會計學應用的飛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當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會計業被定為當時中央集權下的法律條文時，中世紀的記賬方法則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并且以特定的封建莊園制為中心。封建財政和莊園體系，迫使無數特權階級的代表，從財產的擁有者變為實際的占有者和經營者。這段時期，會計的中心任務是幫助政府或業主監督和管理社會經濟“金字塔”結構下地位較低的階層。
當征服者威廉姆入侵英格蘭后，他以國王的名義霸占了那里的所有財產。1086年，他發動了一次地產大普查，并對當地人橫征暴斂，這就是有名的《末日審判》里所描述的情景。現今存在的最古老的帳目記錄，在英文里稱為“Pipe Roll”或者“Great Roll of the Exchequer” （御庫卷檔）,里面詳細記錄了，從公元1130年到公元1830年，英格蘭國王統治下的歷年地租、罰金和稅收。
1、周恩來不滿半歲時，叔父周貽淦病重。當時，周貽淦結婚不到一年，沒有子女。按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習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所以，周貽淦心里很難過，還擔心自己過世后妻子陳氏日后被家族當成外人看待。為了使周貽淦在彌留之際得到一點安慰，也使陳氏有所寄托，周貽能、萬氏夫婦決定把兒子周恩來過繼給他們。就這樣，周恩來幼年時由守寡的嗣母陳氏撫育，稱陳氏為“娘”，稱生母萬氏為“干媽”。
陳氏出身于書香門第，性格文靜，才學出眾，會書畫，好詩文，有很好的修養。因為年輕守寡，陳氏從不外出，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對周恩來的撫養上。
直到陳氏去世前，周恩來幾乎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她。陳氏對周恩來的要求十分嚴格。4歲時，陳氏就教他識字。5歲起，陳氏就送他進私塾讀書，并取學名恩來，字翔宇。
2、1904年，周恩來一家搬到清河縣（今清江市）外祖父家居住，在萬家的家塾繼續讀書。陳氏常給他講歷史和神話故事，他所讀的第一部小說《西游記》，大概也是在這段時間內看的。
1914年10月，周恩來在《射陽憶舊》中寫道：“幼時喜聞故事，凡有人能語余以奇聞怪事者，輒繞膝不去，終日聽之不倦。”1905年，周恩來一家又遷入陳家祖居的陳家花園，在家塾中就讀。
此后幾年內，陳氏為了把周恩來培養成棟梁之才，每天黎明時刻，就把他叫起來，教他讀《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中的一些篇章。陳氏還輔導周恩來閱讀了外祖父家所藏的《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小說。
3、雞叫三遍過后，周家花園里傳出了陣陣瑯瑯的讀書聲：“鋤禾、 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讀著、讀著，周恩來很快就把這首詩背得滾瓜爛熟了，但他總覺得沒有透徹領會詩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來來到蔣媽媽家玩。吃飯的時候，他望著白花花 的大米飯迫不及待的問道：“蔣媽媽，這大米飯是怎么來的呢？”
蔣媽媽很喜歡周恩來好問的精神，就笑著告訴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渾身有一層硬硬的黃殼。它的一生要經過浸種催芽、田間育秧、移栽鋤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蟲、收割脫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這碗大米飯，可真不容易啊!”周恩來驚訝地說。
“是呀，這十多道關，也不知道要累壞多少種田人呢，這香噴噴的大米飯是種田人用血汗澆灌出來的。”蔣媽媽深有感觸地說。 蔣媽媽一番深刻的教誨，不僅加深了周恩來對詩意的理解，更激勵他勤奮學習。
為了過好習字關，他除了認真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外，還堅持每天練一百個大字。 有一天，周恩來隨陳媽媽到一個路途較遠的親戚家，回來時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風塵勞累，年幼的恩來已精疲力盡、呵欠連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堅持練完一百個大字再休息。
陳媽媽見狀，心疼不過,勸道：“明天再寫吧！” “不，媽媽，當天的事當天了！”周恩來說服了陳媽媽，連忙 把頭埋在一盆涼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蟲趕跑了，頭腦也清醒多了。 一百個字剛寫完，陳媽媽一把奪過恩來的筆說：“這下子行了吧，快睡覺！”
“不！”周恩來仔細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個大字，皺著眉頭認真地說：“陳媽媽，你看這兩個字寫歪了。” 說著，周恩來白嫩的小手又揮起筆來，把那兩個字又寫了三遍，直到滿意這止。
4、年少的周恩來，經常與在奉天省（今遼寧省）謀生的伯父周貽賡通信。通過字里行間的所思所想，周貽賡對這位侄兒的才學和品行十分欣賞。當周貽賡在奉天度支司（相當于現在的財政局）俸餉科升任科員，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寫信要周恩來到東北去，跟隨自己繼續讀書。
1910年春，周恩來隨同回家探親的三堂伯周貽謙來到奉天省銀州（今鐵嶺縣），在他家寄居，并入銀崗書院（初級小學）讀書。
這年秋天，他移居奉天府（今沈陽市）周貽賡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辛亥革命后改名為東關模范學校）丁班學習，課程包括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英文、圖畫、唱歌、體操10門。
5、經過東北的磨煉，周恩來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但更大的變化，是發生在他進入天津南開學校以后。因為與東北相比較，在天津可以接觸到大城市的社會生活，可以呼吸到近代社會的空氣，這為青少年的成長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同去東北求學一樣，周恩來轉赴天津，也是得益于伯父周貽賡。1913年春，周貽賡工作發生變動，改任天津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員。周恩來隨伯父搬到天津，住在河北區元緯路元吉里。
隨即，他進入大澤英文算學補習學校補習功課，準備南開學校的入學考試。8月中旬，他順利考入南開學校，19日報到入學，編入己三班（以后改為丁二班）。
在南開學校的4年的學習生活，使周恩來從各方面都成熟起來。由于伯父收入微薄，經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