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迄今為止美國已120多次舉起301調查“大棒”。其中最知名的一次，是動用301調查迫使日本在汽車貿易問題上做出大幅讓步。曾在此事上發揮不小作用的，正是當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有學者分析說，美國眼下舉動與當年如出一轍，都是以301調查作為威懾和恐嚇的手段，以此向別國施壓迫使對方讓步。
在發展高層論壇上，美國此舉遭到與會人士“群懟”。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說，美國政策受到現任總統特朗普“飄忽不定的想法決定”，雖然有一些顧問輔佐總統，但這種政策讓人擔憂。“美國有點迷失方向了。”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也吐槽說，現任美國政府的政策邏輯“很難理解”。他說，大國關系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尊重彼此的尊嚴和傳統，并就共同關切進行合作。中美完全可以合作打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但“如果打貿易戰以牙還牙，不太可能共贏。”
“我不相信貿易戰能解決問題，打貿易戰是沒用的”，貝萊德集團首席執行官勞倫斯?芬克呼吁特朗普去“看看金融市場，聽聽市場的聲音”：中美兩國都從全球化中收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全世界也需要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和美國，不愿看到前兩大經濟體爆發貿易戰。
中國能做什么？
從官方表態來看，中國已經做好迎接貿易戰準備。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說，中方不想同任何一方打貿易戰，仍在努力避免貿易戰。但如果有人執意要打，我們將堅決反擊。中方不會屈從于任何威脅、強迫和恐嚇，我們在考慮所有選項，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中方合法權益。
中國商務部條法司司長陳德利日前接受采訪時說，中方已做好充分準備堅決捍衛自身合法利益，這些回應措施將是“全面的”。中方將密切關注美對華301調查事態進展，“一旦中方利益受損將堅決出手”。
在積極維權、準備迎戰的同時，中國也將繼續按照自己的節奏和步調擴大開放，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已明確提出要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對外開放，并承諾強化知識產權保護。
中國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以開放的姿態全面接受國際規則，擁抱全球化，開放的步伐逐漸加快。如今，“中國的方向已經很明確了，就是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按照這個方向走。”
在海外學者看來，中國還應該努力澄清外界誤解。
史蒂芬-羅奇說，特朗普號稱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有5000億美元之多，但真正的數字是3750億美元，而且這是基于在中國的附加值計算出來的，實際情況比這個要低40%，可能只有2500億。“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中國并沒有很好地向全世界解釋。中國應該把事實，以及中國在全球貿易和價值鏈中扮演的角色更好地解釋給全世界聽。”
中美貿易戰走向何方？
實際上，這并不是美國第一次對中國進行301調查。公開資料顯示，1991年和1994年，美國對中國知識產權曾進行過兩次特別301調查，最終均以協議解決。
此外，1991年美國啟動對中國市場準入壁壘問題的301調查，一年后雙方達成了諒解。2010年，美國針對中國的清潔能源政策發起調查，并就中國補貼制造風力發電設備企業的行為向WTO爭端解決機制提起磋商請求。在磋商后，中國取消了補貼措施。
那么，這次呢？是戰是和？
“我不知道答案”，WTO前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說，美國眼下出臺的一系列關稅措施是會讓大家重新談判，還是毀掉整個貿易體系，“兩種解讀目前為止都有道理。”
他指出，美國、印度等經濟體對現行貿易體系的確有“不同意見”，但“如果因為這些不滿，使整個貿易體系受到摧毀，或者不再穩定，這將是非常大的風險。”多邊貿易體系有必要進行改進，包括進一步開放市場、更好實施投資、補貼等方面的紀律等，“但所有這些都必須通過談判來實現”。
當然，以談判磋商收場是皆大歡喜的結果。畢竟，世界前兩大經濟體開打貿易戰，不僅沖擊中美兩國經濟，對全球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用薩默斯的話說，美國將中國作為敵對方是不正確的，美國經濟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因素，不可能做到一枝獨秀。“貿易戰和核戰一樣，沒有贏家。”
值得注意的是，3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財辦主任、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國財長姆努欽通電話，表示中方已經做好準備，有實力捍衛國家利益，希望雙方保持理性，共同努力，維護中美經貿關系總體穩定的大局。雙方同意繼續就此保持溝通。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