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上萬種具有戰略意義的貨物和技術。根據“巴統”規定，成員國準備向受限制的國家出口受控貨物和技術時，必須向“巴統”提出申請，并且只有在“巴統”所有成員國政府一致同意后，該出口國政府才能簽發本國的出口許可證。
（二）歐盟國家在巴統框架下的對華武器禁運
1950年7月，“巴統”的貿易管制范圍擴大到中國。歐盟自己并沒有專門的對華武器禁運政策，其對華武器禁運一直是在“巴統” 的框架內進行的，而且與美國的對華政策密切相關。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后，美國放寬了對華出口控制政策，“巴統”也改變了中國的出口許可地位，歐盟國家也隨之跟進。從1981年起，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開始向中國出口較為先進的技術。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中國開始與法國等歐盟國家建立起軍售關系。1989年下半年，“巴統”決定取消本已放寬的對華出口控制，歐盟國家也隨之對華實施軍事制裁，實行武器禁售。
但是，在“巴統”和歐盟決定對中國武器禁運的時候，正值國際格局發生激烈變化時期。隨著冷戰的結束、科技的發展和國際格局的演變，“巴統”以東西方劃界進行出口控制的制度已不合時宜。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西方國家開始不斷突破“巴統”的禁運限制，作為冷戰產物的“巴統”不得不調整其控制范圍和禁運對象。1990年，“巴統”的禁運項目由成立初期的400個減少到120個，1991年中又減少三分之二，被禁運的國家也越來越少，1994年3月，“巴統”宣布解散。
二、歐盟“禁令”禁什么
1989年6月26日～27日，歐共體的決策機構部長理事會在馬德里開會，會議宣布對中國采取包括中止高層接觸、軍事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在內的5項措施，其中有關軍事方面的措施是：“共同體成員國中止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并禁止與中國進行武器貿易”。該理事會宣言成為歐盟對華武器禁運的原始依據，使剛剛起步的中歐軍售往來又告停止。
但是，歐盟理事會的宣言并無嚴格意義上的法律約束力，它既沒有指明武器禁售是否涵蓋所有軍事項目，包括武器平臺、非致命項目或其部件，也沒有說明執行禁售的措施和程序，而是將這些問題的解釋權留給了各成員國，而各國對理事會宣言的解釋也是不同的。有的國家禁止對華出售任何軍事項目，有的國家則是有選擇地禁售。例如英國的解釋是：不禁止非致命性軍事項目；如航空電子和雷達等，將禁售范圍僅限于“致命性武器，包括機槍、大口徑武器、炸彈、魚雷、火箭和導彈，以及專門用于上述武器的部件，彈藥、軍用飛機、直升機，戰艦，裝甲戰車以及其他武器平臺、任何易被用于國內鎮壓的設備”。就在歐盟宣布對華禁售后不久，馬克羅尼（GEC-Mar買粉絲ni）公司獲準向中國出售了價值3000萬英鎊的用于中國戰機的“平視顯示器”和雷達設備，理由是這些屬于電子設備而非武器。
此外，法國和意大利也繼續對華軍事出口，其中甚至包括某些“致命性武器”。
作為當今世界上的貿易大國，面對著美方發起的貿易戰，必須要有勇有謀。據報道，在7月23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美國威脅將對5000多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征收關稅。中方對此有何回應？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對于美方執意挑起貿易戰，中方“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的立場非常堅定、明確。
對于如何解決中美經貿關系中的一系列問題，此前中方一直表現出極大的善意與誠意。除了去年上半年的百日計劃與下半年特朗普訪華時雙方達成的高達2535億美元的合作協議，今年三輪磋商后，中國還同意從美國大量進口農產品和能源，給美國帶來巨大商業機會。
三輪談判后，中美兩國就解決經貿爭端達成規范共識，但特朗普卻出爾反爾。在國際社會看來，這樣做過度消費了美國的國家公信力。一旦美國沒有了國家公信力，世界各國對于美元、美股、美債乃至美國的信任感就會打折扣。
特朗普做事情像是“餓虎撲食”，但美國經濟卻不總是給特朗普長臉。
首先，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在很大程度上會傷及自身。事實上，由于232調查導致美國進口鋼材價格上升，美國汽車工業原材料成本大幅度上升，不僅增加了下游消費者的成本，而且也會因此而損失大量就業機會。難怪美國剛剛開始對從中國進口價值34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后沒幾個時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宣布，尋求為從中國進口到美國的商品豁免關稅的企業將有90天時間提交申請，一直到10月9日。看來，美方已經對制裁中國的“后坐力”有些不那么自信了。
其次，面對著美國發起的加征關稅清單，中國也在反制過程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出臺了包括農產品、水產品和汽車在內的對美產品加征關稅清單。面對著來自中國的反制，美國接得住招嗎？眾所周知，中國是美國大豆的最大進口國。中國進口的大豆中有34%是從美國進口，而對華出口占美國大豆出口的60%左右。顯然，中國對美國大豆的依存度小于美國大豆對中國市場的反依存度。中國的反制措施還沒有生效，國際市場大豆價格就已經當了一回“晴雨表”。在過去的2個月中，國際市場大豆價格大約跌了18%，美國的農民因此受到巨大的損失。
不難看出，面對著美方發起貿易戰的咄咄逼人攻勢，我們必須要兵來將擋。當下中國遇到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美方加征關稅清單生效對我們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是我們進行反制所要付出的成本。
相比美方發起貿易戰帶來的壓力與中方反制帶來的成本，要看到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共性，特別是都要在國內市場與其他國家市場上分散壓力，爭取東方不亮西方亮，同時也要看到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差異。現階段，應對美方發起貿易戰所帶來的壓力需要在下游多做文章，特別是要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轉變制造業以及外貿發展方式，提高中國制造的不可替代效果。同時，中方也要在上游尋求突破口，化解好反制帶來的成本壓力，避免被國外“卡脖子”。
作為當今世界上的貿易大國，面對著美方發起的貿易戰，必須要有勇有謀。這也正是中國朝貿易強國目標邁進所需要做出的“規定動作”。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