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社會壓力環境下人們的焦慮、追求成功的心理。凡此種種，復雜的社會背景塑造了獨具個性的人物，也塑造了身處不同領域、有著種種個性的網紅。
最后，網紅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還與人們追逐熱門、尋求認同的心理有關。一方面，某個人一旦成為網紅，吸引了很多注意力之后，往往會在人群中引起一些話題，成為身邊朋友、同事的談資，從而吸引人們去了解，加入關注與討論。另一方面，網紅有類明星化的特質，又比明星更加“接地氣”，因此無論是粉絲群體還是網紅本身都使人感到親切，從而構建了一個以網紅為中心的社群。在這個社區中，不僅粉絲之間有著高強度的互動，網紅也會常常通過回復評論、轉發微博、開展活動等方式和粉絲進行互動，從而使一些人的社交需求獲得滿足。
“網紅”都出于什么心理
當追求娛樂的天性變得異常突出，甚至“娛樂至死”時，這不是網絡帶來的，更不是“網紅”帶來的，而是社會失范在互聯網相關領域上的反映罷了。
“網紅”是互聯網普及以來的一種自然現象，但公眾對網紅的追捧本身并不是新事物，從眾心理和投射心理本來就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
網紅發展演變的時間節點與兩個關鍵要素有關。其一是網絡媒體自身的發展演變——從論壇到博客，到微博，再到買粉絲，每一次網絡媒體的技術進步都會改變網絡傳播的生態，從而以不同的方式，造就不同的“網紅”。
其二是網絡監管，網絡傳播具有平行、分布、即時的特點，無法建立起傳統媒體那樣的“守門人”機制，只能在摸索中逐漸積累其監管的途徑、技術和手段。這就使得每一次傳播技術的進步都會帶來一段時間的“繁榮期”，這個節奏和周期也會影響到“網紅”的起伏演變。
從我個人的印象和經驗來看，朱海軍、芙蓉姐姐、羅玉鳳、和菜頭、papi醬，他們代表了這個時代的某些側面，或者根本就是這個時代的例證。
首先要說到史前“網紅”——大約16年前，中青論壇的“朱海軍”應該是網絡媒體時代的第一個標本。他的互聯網論戰者的存在方式，以及后來的意外猝死，標志著互聯網已經開始成為一種舉足重輕的生存和傳播方式。
之后是芙蓉姐姐，她是互聯網從精英的小圈子發展成大眾廣場以來的第一個“網紅”。值得一提的是“和菜頭”，他恐怕是16年來罕見的長壽“網紅”。無論是“和菜頭”身份的轉變，還是思想的嬗變，堪稱中國大陸互聯網從曾經的理想主義到如今犬儒主義的見證。在這之后，“網紅”所能影響的范圍就縮小到娛樂八卦和雞毛蒜皮。
如果說此前的“網紅”是野生的“網紅”，那papi醬無疑是資本加持的養殖“網紅”，這標志著商業資本對“網紅”現象的自覺和侵入。以上這幾個刻度可以大致勾勒出16年來中國“網紅”的進化史。
當下的“網紅”有別于其他時代的紅人，這包含兩個方面：
一是伴隨互聯網時代而來的訊息過載、放大的從眾效應以及噪音溢出。人們每天要面對數量超過其自身處理能力的訊息，因此，他們更可能采取追隨他人的方式來甄別和揀選有效訊息，這就造成遠比傳統時代更為顯著和突出的聚合效應。通俗地講，“網紅”會比大眾媒體時代的“紅人”吸引更大比例的注意力，也就是“網紅更紅”。
同時，互聯網時代徹底顛覆了傳統的信息傳播途徑和模式。在傳統的大眾媒體時代，“意見領袖會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節點，他們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了受眾的態度。而在網絡媒體時代，所有網民都能平行且平等地發出信息、獲得信息，這就意味著噪音蓋過有效訊息，造成所謂的“噪音溢出”。
大眾媒體時代的“紅人”，其產生、傳播和發展是可控可規劃的，至少是可以引導或者主導的，但網絡媒體時代“網紅”的產生、傳播和發展呈現出不可控、難規劃，甚至難以引導，遑論主導，也就是“網紅難控”。
另一個方面是網絡監管。在嚴格監管的網絡情境下，未來能夠容納“網紅”存活且發展的社會領域基本上集中在娛樂、八卦等領域，也即“網紅更爛”。現時代的“網紅”，以及追捧網紅的現象，反映出社會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嚴重的反智傾向。
雖然前些年的'“網紅”們也難免良莠不齊，但其中總會包含一些積極、理性和理想主義的訴求。近年來，盡管“網紅”們的表現形式更加紛呈，但無論精神內涵、影響力、議題以及主張等方面卻越發乏善可陳。除了娛樂宣泄型的“網紅”，堅持傳播真知灼見的人，很少成了“網紅”。
“網紅經濟”的核心其實就是所謂的“注意力”。至于“網紅經濟”的精神價值，從前面概括的“網紅更紅”“網紅難控”“網紅更爛”三個關鍵詞已經可見一斑。須知，追求娛樂是人類的天性，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概莫能外。但是，人類除了追求娛樂，還有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追求權利、追求公正公平等天性。
當追求娛樂的天性變得異常突出，甚至“娛樂至死”時，這不是網絡帶來的，更不是“網紅”帶來的，而是社會失范在互聯網相關領域上的反映罷了。至于一些學者拿美國研究者提出的“娛樂至死”等理論和觀點來分析和看待中國社會，在我看來有點杞人憂天了。目前我們得想方設法治病要緊，而不是跟著美國人擔心吃多了高熱量會導致肥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