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關系。

第三件事是進行貿易活動。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使各國為中國的精美、完好的手工業品所吸引，從而愿意來中國稱臣納貢，進行貿易活動。中國出口的絲織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亞非各國享有盛譽。

亞非的很多國家早就想同中國發展貿易關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進政策”，才限制了這種貿易的發展。朱棣取消“海進政策”派遣鄭和出使，表明中國恢復了同海外各國的正常貿易。海外各國同時也認為，跟中國納貢稱臣，進行貿易，建立友好關系，是有利可圖的事。

他們對鄭和的不滿，集中在兩點上：一個是太缺乏主權意識和領土觀念了。他們說，倘若鄭和當年也能像哥倫布、麥哲倫們一樣，自己的船航行到哪兒，就把明朝政府的管轄權劃到哪兒，想想中國現在的版圖該有多大？另一個是太缺乏經濟頭腦了。歐洲歷史上那些航海家太貪財，一個個比海盜還海盜，固然不可取；鄭和卻又太視錢財如糞土了，為了宣示大明的浩蕩皇恩，只知散盡千金買個“八方來朝”的虛名，毫無通過市場交換聚集財富的意識。他的航海活動付出的實在太多，收獲的實在太少，終因耗資巨大，國庫難以承受，導致中國遠洋航行從此夭折，留下了不少的歷史遺憾。

只不過當時，我也是這些觀點的積極鼓吹者。認識到鄭和所作所為，絕非他的個人行為，有著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深刻的歷史根源。從秦始皇開始，雖說他也是個航海的熱心人，幾次組織船隊出海采長生不老藥，還讓徐福稀里糊涂飄到了日本。但他最熱心的還是修萬里長城，這實際就為中國播下了封閉的種子。到了明清時期，只不過將這堵籬笆墻擴大到海岸線，以大海為樊籬，可謂一脈相承。1996年，我在美國雷鳥大學國際工商管理班結業的演講中慷慨陳詞：中國歷史上，如果不是駕馭海洋的意識與駕馭海洋的能力反差太大的話，那么發現美洲的就不會是哥倫布，而是我們中國人。舉座的美國教授，聽得目瞪口呆。

與哥倫布們相比，鄭和七下西洋的的意義，關鍵還不在時間上、規模上超出他們，而在于他的航海體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海洋觀念，傳播的是另一種海洋文化。一句話，哥倫布們駕駛的是掠奪之舟，鄭和統帥的是友誼之舟。鄭和七下西洋，最遠航程達6000海里以上，到過東南亞、印度洋、紅海、東非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是表達明朝政府愿意與世界各國友好往來的愿望，播撒中華文化的種子，雖然也有動武的時候，但一般都是不得已進行武力自衛，最終結果還是言歸于好。因此，他所到之處，都給那里的人們留下了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的形象。不少地方為他建寺立廟，至今香火不絕。

----節選自：艾劍，《漫議“兩鄭”的新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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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澤權摘]

文摘6

1.歷史背景

西歐中世紀后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對商品和市場的需求,東方香料與金銀尤為誘人。而當時正常的東方貿易,受到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重重限制。打破這種局限，開辟新航路成了歷史的必然。

航海探險家作為一種新的，擁有創新精神的社會力量應運而生。西歐封建君主因封建領主經濟結構多方面限制了其對財富的榨取。而議會又限制了其征稅能力，這就決定了他們對國內外貿易和海外擴張的極力推崇的特點。對航海家的探險活動采取支持和鼓勵政策。

鄭和所處的成宣時期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其時中國的商品經濟也比較繁榮，但在重本輕末的政策下，仍以自給自足為主。鄭和下西洋的動力在于政治而非經濟。

2．組織形式

我們可以從下表中看到：

航海船隊 經費來源 主要目的 扮演角色

中國形式 皇朝特譴隊 國庫撥付一切 對海外藩屬確立 官方外交

開支，指派官 冊封和朝貢制度 冊封使團

營機構造船， 宣揚國威 朝貢貿易

辦貨 使團

西洋方式 王室特許私 以股份公司和 探尋新土地、島 征服者

人航海探險 私人集資為主， 嶼、新航路，搜 基督教

隊 王室或貴族贊助 尋黃金、香料， 傳播者

或直接參與 獵獲戰利品 殖民者

通商者

海盜

導致這種不同的根源是不同的經濟制度。歐中的航海探險和遠洋貿易已出現了王權向私

人或商業公司轉讓專屬所有權和特權的趨勢。這是西方所有權的結構開始改變的一個重要開端，而中國仍是在傳統制度結構中發展。

3．結果

哥倫布發現了美洲，還有讓所有人欣喜若狂的黃金，把貿易中心逐漸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帶來了一場商業革命和價格革命。重商主義下大開放和海外殖民成為發展主流。

鄭和下西洋是遵循傳統的朝貢貿易體系，“厚往薄來”，并沒有帶來什么熱潮。朝廷一方

面對海外奉行開放政策，另一方面對本國商人出海厲行封禁政策。中國走出了南洋，沒有走向世界！

擇自圖書：《歷史研究》92年（1-3期）

文章：《15世紀中西航海發展趨向的對比與思索》作者：羅榮渠

[彭玨妮摘]

文摘7

從世界歷史發展中的某些相似機遇，引起中西發展的對比，在極其相似的歷史表象下常常掩蓋著極大不同的歷史本質，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的航行的比較也正是如此。

首先，哥倫布航行是西歐中世紀后期社會經濟發展對商品與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對東方的香料與金銀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種內在的經濟力量所推動的，西歐航海家深入大洋的探險活動具有不同于封建階級的新興社會力量的創新活動，那些支持和鼓勵哥倫布們的航海的西歐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義，采取各種措施鼓勵本國商人出海，以達到增加王室金庫收入和壯大國力的目的。

鄭和航行卻是在另一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其在成宣30年間的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說明當時的社會經濟繁榮與富足，而關鍵則在于這些活動的動力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中國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歐，沒有對海外商品和市場的需求。下西洋主要是為了確保南洋海道的暢通，以重新確立海外冊封封建度，恢復洪武初年諸蕃朝貢的盛況，遂賞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臨萬方”的虛榮心。鄭和大航海的壯舉規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漢武式的封建王權頂峰的威力顯示。

兩種完全不同的遠洋航行的組織形式，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制所決定的，在歐洲的航海探險和遠洋貿易中，已經出現了主權向私人或商業公司轉讓專屬所以權和特權的趨勢，這是西方所有權都制度結構開始改變的一個重要開端，而中國卻仍然是在傳統的制度結構中發展。

鄭和航行與哥倫布航行對各自國家的航行事業發展引起迥然不同的社會效果。后者激起了舉國上下的航海熱，從而開辟了歐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進行殖民征服的大進軍。而前者卻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間的下西洋熱。

資料摘自《歷史研究》1992年 羅榮渠

[曾健茵摘]

文摘8

15世紀，世界航海史上出現了奇跡，從而造成16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轉折。其中最偉大的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和哥倫布四次西航到美洲。但這兩位舉世聞名的航海家所處的時代背景、遠航的目的性質和影響各不相同。

1、出航的社會背景不同

鄭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國家出使亞洲南部、非洲東部沿海各地，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寶船，所攜帶的“赍債”或貿易的物品皆由政府提供，參航的人員也由政府各部門抽調。因此鄭和下西洋完全表現為封建國家的活動。

哥倫布是一個私人航海家，遠航的資金部分靠自籌，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員有招募的，有政府委派的，也有由從監獄提取的，所以他的航海活動是個人、社會和國家三者結合的產物。

2、目的和歷史意義不同

鄭和出使西洋是和平友好的使者，訪遍亞洲三十余個國家，為建立和平友好的國際關系作出了杰出貢獻。①但他開創的事業沒能進行下去,是由于：一方面下西洋中,官方所壟斷的朝貢貿易主要是圍繞“宣德化”，“揚國威”，“柔遠人”，“示富”等政治目的進行的，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另一方面是明王朝一貫推行的海禁政策。②

哥倫布出航是為了尋求黃金，追求財富。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的巨大作用在于：促成中西文化的匯合，新舊大陸的聯系，促使資本主義世界性的崛起和封建主義世界性的衰落，給世界帶來巨大的近代文明，同時又使古老文明的東方世界變成落后苦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更使印第安人及其燦爛的文明造成空前的浩劫。地理大發現形成東西差異、南北差距的基本格局。③

①摘自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01期 《鄭和是和平友好的使者——駁潘輝黎、阮文勝等人的侵略論》王民同

②摘自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01期《鄭和開創的事業為何沒能堅持下去》劉璞

③摘自科學學研究1995年03期《科學歷史在這里沉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宋正海

[黃雪薇摘]

文摘9

1403~1433年中國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領一支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其規模之大，人員之眾，組織之嚴密，氣魄之雄偉，歷時之久遠非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方船隊所能比擬。然而，鄭和沒有繼續向西航行，也沒有繼承者拓展他的事業，他的業績很快被西歐人開辟新航路和地理大發現的業績所掩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兩者的目的不同

促使鄭和下西洋的動因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三次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一是因為明成祖為了尋找在權力斗爭中失敗而失蹤的建文皇帝，以防止其潛伏下來圖謀復辟的可能，以及聯印抗蒙。二是為了宣揚明朝的聲威，擴大其在海外的政治影響，促使海外諸國來朝。第四次至第七次下西洋是為了發展對外友好關系和朝貢貿易，同時尋找麒麟（其實是非洲帶來的長頸鹿），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并重。由于中國封建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明代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朝貢關系實際上的不平等，對中國來說得不償失。另外，遠洋航行耗資巨大，國家經濟負擔沉重，在鄭和最后一次航行回來的第三年，統治者就明令禁止繼續制造海船，鄭和的龐大船隊也被擱置在海灘任其腐爛，航海事業更是后繼無人。

而哥倫布等歐洲航海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黃金和香料，尋找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而非政治目的。在西歐形成的重商主義的理論，認為利潤是從流通領域創造的，工商業才是財富的主要來源，黃金白銀是一個國家不可少的財富，如果沒有它就要通過海外活動獲得它，這種理論引導人們到海外尋求財富，所以他們在中國人大規模毀海船時開辟了新航路。

二．科學發展程度不同

古代中國天文學對天體的觀察，一直未能擺脫占星術的影響。因此，古代中國的天文學一直處于前科學狀態。地理學也一樣，封建統治者把中國同世界等同起來。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天圓地方，中國處在大地的中央，其他國家不過是應臣屬于皇帝的蠻夷之地。地理學的任何新發現，對他們的這種理論都構成挑戰，所以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