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于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為自保財利起見，或且隱助而護持之。

想法: 李鴻章說。日本利用外債以存續國家。

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

袁世凱這時候尚不滿三十，忽當大事，因電報不通無法請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膽地負起責任，制止對方的陰謀。難怪李鴻章從此看重他，派他做駐高麗的總代表。

想法: 敢于負責，這是擔當大事的表現。

國際的關系不比私人間的關系，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為友，為聯盟；利害沖突就成為對敵。各國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盤的。

等到《馬關條約》一簽字，俄、德、法三國就聯合起來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大連在內。主動是俄國，德、法不過附和。當時俄國財政部長威特（Witte）正趕修西伯利亞鐵路，他發現東邊的一段，如繞黑龍江的北岸，路線太長，工程太困難；如橫過我們的東三省，路線可縮短，工程也容易得多。同時海參崴太偏北，冬季結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國能得大連、旅順，俄國在遠東就能有完善的軍港和商港。完成西伯利亞鐵路及得一個不冰凍的海口，這是威特想要乘機而達到的目的。法國當時聯俄以對德，俄要法幫忙，法不敢拒絕，何況法國也有野心想乘機向遠東發展呢？德國的算盤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國，一則可以使俄國知道德國是俄國的朋友，俄國不必聯絡法國；二則俄國如向遠東發展，在歐洲不會多事，德國正好順水推舟；三則德國也可以向我們索取援助的代價。這是三國干涉《馬關條約》實在的動機。

想法: 利益

士大夫階級都以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賢的法制，歷代相傳，絕不可變更的。康有為知道非先打破這個思想的難關，變法就無從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寫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說孔子根本是個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

這兩件大新政，在我們今日看起來，都是應該早辦的，但在戊戌年間，雖然國難那樣嚴重，反對的人居大多數。為什么呢？一句話，打破了他們的飯碗。人人都知道廢八股，提倡實學，但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棄。他們費了多少心血，想從之乎者也里面升官發財。一旦廢八股，他們絕望了。難怪他們要罵康有為為洋奴漢奸。至于被裁的官員，更不要說，無不切齒痛恨。

嚴格說來，拳民運動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拳民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中華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

武昌起義以后，一個月之內，湖南、陜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布獨立，并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激烈的戰爭。清政府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獨立省選派代表，制定臨時約法，并公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忽然變為民國了。

想法: 失去民眾信任的清政府，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

我們老百姓的國民程度是很低的。他們當兵原來不是要保衛國家，是要解決個人生計問題的。如不加以訓練，他們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國家和忠于主義，只知道小忠，忠于給他們衣食的官長和忠于他們同鄉或同族的領袖。

留學生分散到各國各校各學派，回國以后，他們把萬國的學說都帶回來了，五花八門，彼此爭辯，于是軍閥的割據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

實際在政府方面，明朝海外事業的動機就是太監的私利。

但是在朝廷方面——無論是明還是清——外國傳教士的地位是一種技術專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們，不過因為他們能改良歷法及制造佛郎機炮及紅衣炮。

我們從乾嘉道咸時代的藝術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學方法及科學知識的痕跡呢？十七世紀的傳教事業雖然帶了不少英雄的風味，終究未在中國引起一種精神運動，中國的文化依然保留了舊觀。

想法: 藝術著作確能反應歷史

自十七世紀起，歐人分兩路侵略亞洲。一路自海洋而來，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權國；一路自陸地而來，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羅斯。兩路的侵略，合起來，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亞洲，連中國在內，都在這把剪刀口內。這是亞洲近代的基本形勢，誠數千年未有的變局。

何以康熙帝獨于此時放棄“一統無外，萬邦來朝”的態度呢？

想法：我們曾是有給別人平等的外交的。康熙帝博學多識，能識得西洋文字，親自主持編纂科技書籍。

中國外交史上的大成績是由平等對待及自由貿易中得到的，不是從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傳統中得來的。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圣祖下明詔開海禁。這個諭旨雖準許了國人下海，并沒有明文許外人進口，但是事實上無論哪國人要到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來通商，中國一視同仁。

英人費盡了心力要表現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氣加在這信上。當時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實譯，而當時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學習中文及用中文移書往來，一部分就占這個紙上的便宜。這種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的。

馬氏的外交失敗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觀念之不相容。我們抱定“天朝統馭萬國”的觀念，不承認有所謂“國際”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則步步地推演出國際生活及其所需的慣例和公法。馬氏的失敗證明中國絕不愿意自動地或和平地放棄這種傳統觀念。

英國這次所送的渾天儀實屬十八世紀西洋科學及工藝的最精品。何以國人（滿漢均在內）沒有發生一點覺悟呢？馬氏文化使命的失敗，足證中國絕不會自動地接受西洋的科學和工藝。

嘉慶二十一年（1816），羅爾美都（Lord Amherst，阿美士德勛爵）的來使簡直是個大慘敗。因跪拜問題，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廣州的時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從此知道，要變更中國的通商制度和與中國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這條路走不通。

日本及歐美的報紙則無所忌諱，他們說蘇俄軍隊實際入中國境者不滿三千人；中國軍隊除一旅外，毫無抵抗能力。在滿洲里及海拉爾，中國軍隊不但沒有抵抗，且于奔逃之前，大肆搶掠，沖突的結果是屈服于俄國的條件。最近英國輿論界領袖庫得斯氏（Lione Curtis）發表一部《大問題的中國》，其論中俄沖突與“九一八事變”的關系，頗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日本從此事件得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軍隊，若以迅速的強有力的行動臨之，無不崩潰。中央及地方的關系是如此疏遠，外國可以以武力對付滿洲的地方政府而不必對中國宣戰。”

想法：國家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會對后來產生影響。

我們近幾年來朝野所共造的空氣，一句話，就是虛驕自負。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不問自己的能力是否與欲望同時長進，不權衡事件的輕重緩急，好像我們的敵人愈多愈好。自己讓自己的口號標語麻醉了，而美其名曰，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九一八事變”一發生，前日我們口號標語中所要打倒的，我們厚起面皮來，求他們同情和幫助。

我們不要白過“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們的當局和我們自己的責任。

想法：紀念的意義除了事情本身，除了英烈，還有銘記，銘記挨打的教訓，銘記不易。

原來現代的外交不是在占便宜，是在調和國際的利益。我們外交的出路也不是在危害外人的利益來促進我們的利益，是在設法使中外的利益共同長進，最低限度，要使我們的利益不受外人的侵害。

民族的進步不能靠少數領袖的號召，也不能靠一個萬能的藥方。實際的進步還是靠無數人，不動聲色的、努力于他們日常的工作。

文治派與武人的不同，不過是文治派主張戰前應有充分的內政與外交的預備，戰后應守分寸，所希望者不可超越局勢所許可者。

第二，中俄復交，我們應當看為一個外交的種子，要多費力氣來培養它，使它將來能結好好的果子。我們外交的大毛病是在只圖收獲，不事培植。私人的交情尚須時日，何況邦交？

想法：即使外交是利益當先，也應該注意培植與他國的關系。

總之，目前論中國的內情及國際形勢，我們都談不到收復失地。目前我們的工作唯有在國內造成有收復失地的能力和資格，在國際上造成有收復失地的可能形勢。

內政與外交好像左右兩腿：左腿向前進一步，右腿必須跟上，不然，全體就不能有進步。內政辦得有起色，外交因之容易辦；外交應付得宜，內政的進步亦因之更加順利。

我帶一支槍，你也帶一支：我疑你的槍是對付我的，你疑我的槍是對付你的；為先發制人，戰爭就爆發了。我怕你的槍比我的厲害，你也怕我的比你的好，于是你我都節衣縮食以求槍桿——軍備——的精良。有一天，我想我的努力得到了相當的成績，我相信我的槍實在比你的好，我就趁早向你開放起來。上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打起來的。你我現在不帶槍，不各自圖安全，因為我們有“公安局”。上次大戰只有戰敗者，沒有戰勝者，因為就是號稱戰勝的英法在戰后的富庶和安樂不但不及戰前，并且十五年的努力尚不足以復元。拿現在的軍器來演第二次大戰，其結果不是人類的末日，也會是文化的末日。所以戰后許多有遠見的人——在大國的不少于在小國的——一致地主張組織一個國聯，一個世界的“公安局”。

想法：當時反對“薩德”和朝鮮制核武器的原因。

就中國說，我們所患的不是國聯盟約之不利于我們，而是國聯的力量薄弱。那么，我們運用國聯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要培養國聯的力量。別國不信任國聯的時候，我們要特別信任它。別國事事處處要破壞國聯威信的時候，我們一舉一動都要尊崇，要提高國聯的威信。別國的人如說國聯盟約是廢紙，我們就要說盟約是天經地義。別國的人如說國聯只能管歐洲的事，我們就要說國聯是全世界的仲裁者。別國的國聯同志會會員如有三百萬，我們就應該有三千萬。別國如把國聯作為外交專門研究的題目，我們就應把國聯的歷史、組織、目的作為中小學的必須課。無論國聯提倡什么，我們都竭力合作。無論國聯召集什么會，我們必派代表出席，且派國內最有資望的人去。日本退出國聯了，我們在國聯活動的機會也就到了。在會員國之中，中國最有代表亞洲的資格。國聯為維持他的世界性起見，從此以后，再將歡迎中國的合作。

通商的國家唯恐中國自己不富強，因為中國一富強，他們的商業就可以進步。

在外交上，有所施于人然后可以有所求于人。

一切嚴重的國難都是國家和民族的試金石。我們若要知道一國人民的知識程度、組織能力、習尚與人生觀，最好的法子就是看這民族如何處置一個嚴重的國難。至于政府及軍隊，更用不著說，在國難之下，其強弱優劣都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來了。

十三 民族復興的一個條件

在中國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時做事，很困難；做事而又認真，很危險；認真而且有計劃，那簡直不可能。”為做官而做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場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圓滑，最寶貴的技術是應付。這種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強者、有能力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無能者。

若以報紙所載的為根據，中國人的理想大學是這樣的：對教職員無論如何不裁人；對學生不收學費，津貼愈多愈好，按期發文憑。其實在我國的學術早已化成資格的造就。科舉雖廢了，科舉的心理尚存在。

三十幾年以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