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被認為限制自由貿易的頭號國家(中國將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這意味著什么?將產生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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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所有傾向的單位所有制。

第二, 它把分權絕對化, 削弱了必要的中央權力, 使地方主義、分散主義、民族主義抬頭, 造成宏觀失控。實行社會自治的結果, 使聯邦制實際成為邦聯制, 根據新憲法, 一切有關經濟政策和措施的重大問題, 均需經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一致同意后, 聯邦才能決定, 從而形成了地方分權模式。它在經濟上使統一的市場受到阻礙, 封閉性的局部性市場取代了集中統一的大市場, 造成了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和經濟結構的比例失調。由于宏觀失控, 總需求過分膨脹, 消費和投資增長過猛,出現了二位數的通貨膨脹,外貿赤字加大, 外債過高又未合理利用, 失業人數增多。1981年人均負債920美元, 70年代中, 失業人口高達60-80萬人, 近百萬人外流。[6]

匈牙利的經濟改革

還在1953年,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伊姆雷就提出匈牙利要走符合本國國情,不同于蘇聯的第三條道路,由于蘇聯的阻撓和拉科西集團的反對而夭折。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 作為新的黨政主要領導人卡達爾在十分困難的時刻著手穩定政局, 恢復國民經濟和進行改革。[7]

1957-1964年匈牙利實行局部經濟改革和政策調整。其主要措施是:

①調整國民經濟結構, 放棄不切實際的高速度發展工業的龐大計劃, 如在拉科西執政時期不顧缺乏鋼鐵的實情提出建設鋼鐵國家的口號。降低積累率, 集中力量發展輕工業和農業。

②改革農業管理制度, 調整農業政策, 廢除農產品義務銷售制, 堅持在自愿的基礎上實行合作化, 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 對農業實行貸款補貼, 鼓勵農民致富。

③自1962年起改組工業組織, 取消各部的總管理局,建立托拉斯, 減少下達給企業的指令性指標; 并在企業中實行利潤分紅。

自1965年開始,匈牙利實行以工業為主的全面經濟改革。1965年11月, 匈黨召開中央擴大會議, 討論了<<關于全面審查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1966年5月, 中央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 1966-1967年進行改革試點, 1968年1月全面鋪開, 實行新體制。其后在1973年和1976年又兩次進行重大調整。[8]有的學者稱匈牙利經濟改革模式是雷熱,涅爾什的中央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模式。

這一模式: ①強調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主張以國有經濟為主的多種經濟成份并存; 不同意合作社急于向國營農場過渡; 鼓勵發展農村自留地經濟、家庭副業經濟和多種輔助經濟, 允許在農業、服務和加工行業中不超過30人雇工的個體經濟; 反對壟斷, 提倡國有、合作社、私有企業之間開展競爭。在商品貨幣關系問題上, 強調有計劃的商品貨幣關系, 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 保證市場機制有廣闊的活動余地, 把集中計劃管理與市場積極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 通過指導性計劃體系和運用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制定政策。

③強調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取消指令性計劃指標, 政府以稅收、價格、貸款、提成、投資、利潤分配等經濟手段來領導經濟, 實施對經濟運行的調整。

④在計劃指導下鼓勵企業在市場上進行競爭, 實行國家規定價格、最高價格、自由價格三種混合價格制度。

匈牙利的經濟改革總的說來, 處于蘇聯和南斯拉夫兩種模式之間, 在一定意義上吸取了兩者之長。[9]但是,所謂結合實際上只是一種混合,并沒有真正按市場經濟規律運轉。70年代后期以來經濟發展緩慢并出現危機。

波蘭經濟改革的多次受挫

1956年波蘭波茲南事件后,哥穆爾卡上臺執政宣布十月綱領,進行政策調整,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物價不斷上漲始終困擾著哥穆爾卡政府。1959年和1963年政府又兩次提高物價,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10]1970年12月12日,波蘭政府決定對46種食品和日用工業品提價, 這樣使每個家庭平均開支增加了20%。14日, 格但斯克、什切青等沿海城市工人上街抗議和示威,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鎮壓, 造成死45人傷1000多人。12月20日, 波黨中央召開六屆七中全會, 哥穆爾卡被迫辭職, 由蓋萊克接任第一書記。[11]

蓋萊克上臺后, 局勢并無好轉。1971年12月, 波黨召開六大, 確定了新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 借助外資和西方的技術設備, 推行“高速度、高消費、高福利”的三高政策。主張在10年內“再建一個新波蘭”。新戰略執行初期, 一度較為順利, 但是由于政府投資過猛, 積累過度, 市場供應緊張, 加上出口困難, 外貿赤字不斷上升, 通貨膨脹加劇。1976年政府又企圖通過提高食品稅來解決經濟困難, 結果再次導致6月20-25日一些城市的罷工和騷亂, 再次迫使政府取消提高價格的決定。[12]

1980年7月,漲價和罷工風波再起。8月17日, 格但斯克工人在瓦文薩領導下組織了獨立自治工會, 即獨立工會。工潮迅速蔓延到全波蘭。[13]在9月6日波黨八屆六中全會上, 蓋萊克的第一書記由卡尼亞接任。會上分析波蘭經濟形勢惡化主要是長期以來黨和政府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發生的失誤所致:

①盲目引進。到1979年, 累計外貿逆差高達152億美元。這次引進的設備大多來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于管理不善, 不少專利和設備的引進并未投產, 僅化工方面有1/3的進口品進而不用。

②借債過多。到980年波蘭共欠西方債務270億美元, 僅這一年所需還本息就高達70多億美元, 幾乎占同年出口總額的80%以上,波蘭公民平均欠西方債務570美元。

③經濟結構比例失調,長期以來忽視農業。在60-70年代, 波蘭的工業投資高達38-42%, 而農業投資則由17.4%減少到16%。在工業結構中波蘭重視加工而忽視燃料和原材料工業; 在農業結構中則重視畜牧業忽視種植業。

④超前的福利增長。從1970-79年間, 波蘭的工業總產值增加了80%, 而職工的名義工資增加了93%。大工廠企業濫發獎金, 及各種名目的附加工資, 加劇了通貨膨脹。為了刺激農業的發展, 政府在10多年間幾次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 并用增加補貼的辦法來彌補消費品的提高。1971年補貼了170億茲羅提, 1980年則高達1,700億茲羅提, 占整個國家預算支出的40%。

80年代的經濟危機很快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社會政治危機。1981年10月18日在九屆四中全會上,主張采取較強硬政策的雅魯澤爾斯基接任第一書記。1981年12月13日波蘭宣布國家處于“戰時狀態”,實行全國軍管。[14]

軍管后的波蘭雖未出現大的動亂, 但危機的根源并未消除。雅魯澤爾斯基在經濟方面縮小了指令性計劃的范圍, 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企業可以獨立制定本企業的經營計劃, 實行獨立的經濟核算, 自負盈虧; 在提價的同時, 適當給職工以補貼; 保證個體經濟的長期存在。1986年6-7月, 波蘭統一人工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 提出目前波蘭正處于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最后階段, 通過了<<1986-1990年的社會任務計劃>>, 但是經濟困難的被動局面仍未改變。到了1988年經濟形勢再度惡化, 隨即政治危機又起。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夭折

在1958-1959年諾沃提尼擔任第一書記期間, 捷克曾進行了第一次經濟改革。這一次改革主要針對當時經濟體制過于集中、經濟效益下降等問題, 實行改組工業的管理機構,把1,000多個企業合并為380多個經濟單位, 減少國家下達的指令性計劃, 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但是經濟情況并無大的起色。到1966年時,農業才達到戰前的1936年水平。工業出現指標冒進、比例失調和增長速度減慢等問題。諾沃提尼認為這是和改革失當有關, 又恢復改革前的經濟管理體制。

1965年改革呼聲再起, 從1965-1968年間,特別是1968年捷克進行了被西方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1965年1月捷共中央通過了<<關于改進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工作的主要指示>>的決議, 并在全國110個企業單位進行試點。1966年4月, 捷共中央又公布了<<關于加速實施新管理體制的原則>>的決議。1967年新體制原則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開始試行: 宣布物資分配計劃要適應市場的需要; 把384個生產經濟單位按專業分為90個完全獨立的生產經濟單位; 改革價格體系, 由單一的國家固定價格, 改為固定價格、限制價格、自由價格; 允許企業進入外貿市場; 改革工資制度, 取消對個人工資和單位工資總額的限制。諾沃提尼等人在赫魯曉夫下臺后對改革采取了阻撓和限制的態度。[15]

1967年9月、10月、12月, 捷共中央先后召開第9、10、11次全會, 會上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改革派對諾沃提尼阻撓改革的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指責諾沃提尼機械地推廣不符合捷克條件和傳統的政策,實行狹隘的頑固的集權制; 在政治上不民主; 在經濟上不改革; 在對外關系上不獨立自主, 并要求諾沃提尼下臺。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會解除了諾沃提尼的第一書記職務, 并選舉杜布切克為第一書記。[16]

1968年3月28日至4月5日, 杜布切克主持召開捷共中央全會, 改組了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 清洗了保守派人士, 全會通過了<<行動綱領>>, 宣布“打算著手建立一個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情況的社會主義社會”。綱領在經濟上主張: ①進行經濟改革,實行新管理體制, 擴大經濟機構的自主權, 發揮企業的主動精神; ②建立工人委員會, 實行民主管理, 工人委員會有權指定經理、決定企業的利潤分配和社會福利等重大問題; ③廣泛利用先進科學和技術, 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生產的盈利率; ④恢復市場經濟的作用; ⑤取消對外貿易的壟斷權。[17]由于<<行動綱領>>把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相結合, 反應了廣大人民的強烈愿望, 得到了各界的廣泛支持, 從而出現了“布拉格之春”的生動局面。

捷克杜布切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主要是: ①在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上主張實行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由中央制訂發展經濟的長期指導計劃, 市場起短期的調節作用, 盡可能實行自由競爭價格; ②在財政上, 實行以稅代利, 不再上繳利潤; ③在收入分配上, 企業在稅后可自由支配分配; ③在企業自主權上, 實行企業自治, 黨政分開, 生產決策權下放給企業。由于蘇軍和東歐國家軍隊的入侵徹底打斷了捷克改革的進程。使捷克斯洛伐克回到了僵化的年代, 并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后遺癥。

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民主德國在50、60年代也曾進行過一些改革探索,但是后來不是光說不做,就是等待觀望。至于阿爾巴尼亞則以唯一社會主義樣板自詡,根本按兵不動。[

“ 國家欲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于海,危險亦來自海上.”這句話出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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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

——鄭和海洋戰略思想研究 作者:王詩成 文章來源:海洋財富網

鄭和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率領的下西洋船隊規模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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