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東亞更發達,比歐洲的人均G D P還要高,但幾十年后卻仍然如此。而這些國家的歷史最高人均G D P都曾超越1萬美元,最終又回落下來,形成一種穩定的、特殊的均衡狀態。

是這些國家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有問題嗎?還是這些國家沒有及時轉變過時的發展方式?又或者是社會政治穩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問題?不管怎么說,日本和韓國的基尼系數比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數達到0.6,阿根廷大于0.5,學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關系長期未得到改善是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認為,這一問題與劉易斯拐點相關,即二元經濟中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達到勞動力供不應求且開始短缺的轉折點。

“有些學者認為,只有當農業和工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等時,劉易斯拐點才到來,但那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束了,是第二個轉折點。”蔡昉說,如果幾年前學界就普遍接受“劉易斯拐點到了”這個觀點,就會事先預料到勞動力短缺工資會上漲,靠生產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已經不夠了,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從依靠要素投入轉變到依靠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投入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發布《東亞奇跡》的報告,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這種資本與人力的要素投入與前蘇聯類似。而這些經濟學家研究的出發點是新古典主義,因為人力有限所以不斷增加資本,導致資本報酬遞減,所以需要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維持資本報酬。而東亞勞動力無限供給,就不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這也是東亞經濟廉價增長的奧秘所在。

但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結束,正接近新古典主義的假設,如果還不轉變方式,經濟增長就將不可持續。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人口撫養比進入低生育階段,收入多負擔少,人口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上升0.115個百分點。據統計,我國人口 紅 利 對 人 均GDP的 貢 獻 達 到26.8%,而東亞奇跡1/3-1/2的成就都來自人口紅利。

但從2013年起,我國的人口撫養比將開始上升,每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下降0.115個百分點,人口紅利瞬間成為人口負債。從2013年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實現零增長,并從此進入負增長,勞動力供給將逐漸減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過實證研究,2013年后,人口撫養比止跌上揚,人口紅利將不再支撐高儲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儲蓄率都要做出額外努力。

假設本世紀早期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能達到10%,但未來會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過去30年一樣的高增長速度。

事實上,近兩年制造業和建筑業農民工工資的上漲速度都比較快,據統計,2010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工資已達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農業中雇工工資自2003年后漲幅很高,側面反映了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這與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關系不大。

他表示,跨國投資公司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勞動力工資是否真的上漲了,“春江水暖鴨先知”,大量產業從沿海向內地及越南等地轉移的趨勢投資者有目共睹,這是企業家自己看到勞動力相對價格提高后的選擇。

“中國是否正在喪失競爭力?”蔡昉認為,雖然過去勞動密集型產業呈現了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到東盟國家,再到中國沿海地區的雁陣轉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轉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類的國家。但是因為過去轉移過的那些國家都是小國,這些國家的內部各地區之間具有同質性,而中國是大國經濟,各地區之間具有強烈的異質性,在西部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同時,勞動生產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資上漲的不利因素,而工資上漲帶來的農民工市民化會顯著擴大消費。

謹防中西部陷入“梅佐喬諾陷阱”

第二個值得警惕的,叫做“梅佐喬諾陷阱”。

蔡昉介紹,梅佐喬諾指意大利半島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島,或泛指意大利南部。該地區傳統上以農業經濟為主,與意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發展差距。在發達國家,意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見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長經濟學家的關注對象。無獨有偶,在德國統一以后,該國東部與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長期得不到縮小,堪與意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經濟學家寫文章說歐洲有兩個梅佐喬諾。

細觀發達國家的這兩個地區差距持續存在的案例,可以發現一些共同點。首先,不能說中央政府沒有給予這些相對落后地區以高度的重視,甚至說兩地區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享有大規模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獲得大量的資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特殊關照,促成了這些地區與其資源稟賦不相適應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導致就業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雖然在一段時間里得益于投資因素,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看上去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在縮小,但是,最終這個經濟趨同的趨勢并未得以持續,最終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意大利南北方和德國東西部之間,地區差距迄今繼續存在。因此,我把這種現象叫做“梅佐喬諾陷阱”。

“梅佐喬諾陷阱”實際上是由于這樣一種區域發展戰略,它為落后地區提供了趕超所需的物質資源,卻沒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和體制保障;提供了發展的外部推動力,卻沒有建立起自身的發展激勵機制;來自外部輸入的物質資源短期內促進了經濟總量的增長,卻由于這種增長沒有遵循該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因而所形成的產業結構并不能保證增長的可持續性。

兩個“梅佐喬諾”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本世紀以來,我國政府實施了促進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各種戰略,如西部開發戰略、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在這些戰略的實施中,中央政府通過各種項目,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生產能力建設投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項目的補貼等,對中西部提供了大規模投資、轉移支付和其他財政支持,大幅度改變了資源投入的區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全國的份額,從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國有經濟的部分,則從占全國的47 .0%提高到58 .2%。這有力地促進了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呈現出對于東部地區的趨同。

以2 0 0 3年 為 轉 折 點 ,此 前 的1998-2003年期間,分省計算的人均G D P基尼系數趨于穩定提高。此后,人均G D P的基尼系數下降。這種地區差距縮小的現象,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未發生過的,無疑折射出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區在與沿海地區趨同的道路上,從此就一路高歌了呢?蔡昉說,既然有了兩個“梅佐喬諾”的前車之鑒,我們及時地來關心一下中國中西部趕超的可持續性,擔心一下會不會出現一個中國版的“梅佐喬諾”,應該不是杞人憂天,從一些已經顯示出的情況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綢繆了。具體來說,在中西部地區高速增長的畫面上,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必將在未來困擾該地區的可持續增長。

最先觀察到的現象是,在制造業發展重心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轉移的同時,勞動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繼續著長期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轉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間,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0 .8%,高于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間的狀況就截然不同了,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為23 .6%,雖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增長率分別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過了東部地區。然而,各種資料顯示,除去金融危機早期出現的短暫農民工返鄉外,勞動力流動的模式沒有適應工業配置格局的變化而變化。這種不一致暗示一種判斷: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的。

2008年西部地區的人均G D P平均 為1 5 9 5 1元 ,中 部 地 區 平 均 為18542元,東部地區平均為36542元,也就是說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只是東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顯著。以人均收入定義的發展差距,本身暗含著一個資源稟賦結構上的差異,即發達地區具有相對豐富的資本要素,從而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而相對不發達地區則具有勞動力豐富和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時至今日,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仍在大規模地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流動這個事實,證明上述結論仍然是有效的。

隨著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些地區的比較優勢逐漸減弱。按照傳統雁陣理論的預期,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漸次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而事實上,近年來也的確出現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資轉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家的趨勢。雖然這種外資流向的變化并不足為奇,但是,由于中國地域遼闊、地區之間資源稟賦差異巨大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更為合理的雁陣模式應該主要不是國際版本而是國內版本,即中西部地區憑借自身的資源比較優勢,延續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中西部地區沒有走勞動密集型的路徑,而是制造業的日益資本密集化,原因是這里的工業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導型和投資驅動型的特征。如果我們吸取國際上的教訓,避免中西部地區的趕超陷入“梅佐喬諾陷阱”,就應該及時調整區域發展戰略,將這些地區的發展拉回到比較優勢的軌道上。

警惕保護依賴癥與“未富先老”

另一個需要警惕的是保護依賴癥。

蔡昉認為,人們猜測日本之所以會有“失去的十年”是因為泡沫經濟或高齡少子化趨勢,但事實上日本在這10年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政府通過政府購買、投資、補貼等手段保護了應該消亡的企業,這些干預保護措施越來越多,使得日本經濟無法進步。

而中國的問題是在目前特定的發展階段上,政府有時為了保護企業而忽視工人的訴求。蔡昉認為,工人提出訴求是因為到了劉易斯拐點,過去沒到拐點的時候,農民工沒有退出權,為了獲得穩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訴求。而達到劉易斯拐點后,農民工就業機會增多了,開始擁有退出權,如果是“血汗工廠”,他們就有可能直接選擇離開,而如果是對在世界品牌工廠的工作不滿又不特別害怕被裁員,才會體現忠誠原則,采取向企業訴求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勞資糾紛多發不是農民工的工作狀態變壞而是變好了,關鍵是建立解決問題的平臺。”蔡昉說。

他介紹,日本在進入劉易斯拐點之后,收入分配問題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紀10年之后的70年代,人均G D 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韓國在7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后消費率卻出現了下降,直到80年代后期消費率才逐漸提升,但仍然沒有日本快。這十多年的時差有可能是因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讓政府、企業、工人三方斗爭,形成工資協商結果,而70年代韓國樸正熙執政時,壓制工會、企業與工人利益分享的問題,結果在政治和經濟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還需要避免的錯誤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如果20年后順利成為發達國家,或許能解決人口日益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但如果不能成為發達國家,這個問題就將很嚴重。

目前我國低端就業崗位多,農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選擇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上學獲得更高學歷而是提前進入人力資源市場,使得人力資本下降。

而蔡昉認為,這方面的壞榜樣可以看看美國。早在1991年,美國就出現了“無就業復蘇”,連續10個月的“無就業復蘇”讓布什沒能連任總統。2009年,美國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是失業率高達10%,而失業人群中,有大學學歷的只有4%的失業率,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群失業率高達14%-15%。

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工作崗位,而事實上是美國的產業結構雖然在不斷地升級,但美國確實有一批人不上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