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作者：王一鳴
宏觀經濟管理 2008年05期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其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們黨總結近30年特別是近年來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實踐，科學分析我國在新世紀、新階段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基礎上提出的重大戰略方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內涵上既要求實現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外延型向內涵型轉變，提高要素投入產出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也要求實現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效改善，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從“增長方式”到“發展方式”調整，體現了我們黨發展理念的重大轉變和創新，對于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現實意義
黨的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重大命題，其重大現實意義主要體現在：
第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順應世界發展新潮流的戰略選擇。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國際分工形態發生新的變化；新科技革命向縱深推進，新技術、新產業和新經濟形態不斷涌現；全球氣候和環境變化加劇，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增多。這些變化，推動國際社會調整和轉變發展理念，促進各國探索和創新發展模式，以適應更加復雜的變化和應對更加嚴峻的挑戰。能否順應世界發展的新變化，加快以現代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發展方式，關系到我們能否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更好地應對全球化競爭和各種挑戰，也將從根本上決定我國的發展前景和國家的戰略利益。
第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適應我國新階段發展新要求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迅速上升，但為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成本很高、代價很大，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面臨諸多挑戰。要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如降低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降低儲蓄率和提高消費率；調整城鄉和區域結構，增強發展的協調性；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積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加強生態環境建設，都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否適應發展新階段的新要求，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關系到我國能否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也將從根本上決定我國現代化目標能否實現。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是探索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與已經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面臨許多特殊的挑戰。我國在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的條件下，就面臨后工業化國家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新經濟形態的競爭壓力；在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基礎的競爭優勢尚未確立的情況下，就面臨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減弱的壓力；在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仍然較低的情況下，就要解決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后期才集中解決的資源環境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這就決定了我們不能走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能否立足中國國情，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關系到我國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能否有效應對各種挑戰，也將從根本上決定我國能否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
二、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三個主要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1979年～2006年，GDP年均增長9.7％。但過去30年經濟快速增長主要是依賴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的，這種發展方式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弱。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投資增長偏快，投資率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十五”時期，投資增長相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高于“九五”時期1倍以上，使投資率呈現不斷上升趨勢。2001年～2006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2.2％，遠遠高于按現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3％的速度，投資率從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個百分點，但消費率卻從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11.4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僅為36.4％。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
第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擴張，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近年來，我國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發展明顯偏快，經濟增長對工業的依賴程度提高，而服務業發展明顯滯后。2001年～2006年，全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45.1％提高到48.7％，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39.7％提高到43.1％，分別提高了3.6和3.4個百分點；而同期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從40.5％降低到39.5％，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只有32.2％，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也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1年的46.7％提高到2006年的55.5％，其中，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42.1％提高到49.2％，而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48.2％下降到38.6％。
第三，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由于成品油、水、電、礦產資源等資源性產品價格偏低，使得資源消耗成倍增長。“十五”時期，我國能源、電力和投資相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比“九五”時期提高1倍多；煤炭產量增長1倍多，水泥產量增長79％，鋼材產量增長1.87倍。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煤炭、鋼鐵、鐵礦石、氧化鋁、銅、水泥消耗最大的國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國。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價格扭曲，客觀上刺激了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不利于節能降耗和自主創新。同時，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沒有明顯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國產業技術進步在相當程度上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內生性的，技術過度依賴引進，科技含量高的關鍵裝備基本上依賴進口，裝備類機械產品進出口逆差不斷擴大，技術開發總體上仍處在模仿追趕階段。
三、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由于過去支撐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有的已經發生變化，有的正在發生變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變得越來越迫切。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原來積累的矛盾難以根本解決，而且還會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國已經到了“經濟轉型期”。
第一，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高度依賴，必然引發流動性過剩和通脹壓力不斷加大。持續的投資高增長，不斷轉化為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使資本形成率不斷提高，而最終消費率的下降使最終消費能力相對于生產能力不斷萎縮，在國內市場難以消化不斷擴張的生產和供給能力的情況下，過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通過擴大出口來釋放，必然加劇外貿順差擴大和國際收支不平衡。2001年～2006年，我國外貿順差由2001年的225.5億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1775億美元。外匯儲備迅速增加，不斷加劇流動性過剩，在現行體制條件下，又會推動投資高增長和產能過剩。固定資產投資持續高增長，貸款和貨幣投放持續增加，通膨的壓力必然要持續增大并最終表現出來。
第二，經濟增長對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高度依賴，必然帶來產業發展失衡。從國際經驗看，制造業發達的國家都有完善的研發、設計、金融、物流、信息、買粉絲、營銷等生產服務環節，制造業發展已經越來越離不開生產性服務業的支撐與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已經成為發展趨勢。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不僅有利于提升制造業競爭力和通過服務創造價值，提高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還有利于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優勢，降低經濟增長的物耗與能耗，減少環境污染。我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但制造業發展主要依賴資源和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生產性服務業結構層次偏低發展明顯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生產性服務部門的市場化程度不高、政策環境不完善，生產性服務供給與制造企業需求不完全對應，難以滿足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制約了制造企業的服務外包，同時，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不足。這些問題，造成制造業低水平擴張，加工組裝比重過大，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服務業對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偏低。
第三，經濟增長對資源和生產要素過度依賴，必然導致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從發展趨勢看，長期以支撐經濟快速增長的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要變化，勞動力供需總量和結構的變化，以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使勞動力社會成本將趨于上升；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和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土地成本將趨于上升；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和國際市場能源和礦產資源價格提升，使資源成本將明顯上升；用經濟手段加大環境治理力度和外部成本“內部化”，也將明顯加大環境成本。更重要的是，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帶來的污染和排放，將使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逐步走向極限。如果經濟發展方式沒有變化，就可能突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和邊界，付出的代價將難以估量。
四、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三個轉變”
我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的緊迫要求，集中反映在：一是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和投資的過度依賴。二是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特別是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互動發展，提升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