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官營商業和私營商業構成中國古代商業的兩種主要經營形態；各國鑄造貨幣，黃金、白銀開始用為貨幣；城市繁榮，出現大都會（臨溜，邯鄲）。
（5）秦朝：統一貨幣、度量衡，修馳道，促進商業發展。
（6）西漢：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暢通，中外貿易發達；商業中心：長安、洛陽，出現專供貿易的“市”，官府有專職官員管理。
（7）隋唐：商業蓬勃發展，南北經濟交往和對外貿易發達。①原因：政治統一；農業手工業發展；大運河開通；政府重視，政策開明。②表現：a．城市繁榮：長安、洛陽、揚州等成為聞名中外的商業大都會。b．市場發展：市坊分開；有嚴格的時間限制。c．金融貨幣：出現了“柜坊”（銀行雛形）、“飛錢”（類似匯票）。d．對外貿易：西域、阿拉伯、波斯商人來往頻繁，廣州成為重要外貿港口，市舶使專管外貿。
（8）宋元時期：進入新的高峰期。①宋代表現：a．打破市坊界限和時間限制，出現夜市、早市和草市；集鎮興盛，城市經濟功能增強。b．北宋出現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四川益州）。c．交換品種速增，城市中出現不同類型的集市。d．商稅越來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e．重視邊境貿易（榷場）和海外貿易。②元代表現：a．紙幣廣泛流通。b．漕運、海運發達，遍設驛站。c．大都是政治、文化、商業大都會；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心；泉州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9）明清時期：出現新特點。表現：①商業市鎮的興起，商品經濟向農村延伸，蘇州等地出現資本主義萌芽。②貨幣經濟占主要地位，貴金屬貨幣白銀廣泛使用。③農產品商品化加強，破產農民成為自由勞動力，也成為商品。④國內市場擴大，區域間長途販運貿易較快。⑤形成許多區域性的商人群體（商幫），如徽商、晉商。
2、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
（1）起源早，與農業、手工業相輔相成，各期發展不平衡。
（2）古代中國的市場交換比中世紀的西歐發達。
（3）商業市場形式多樣，城市中有市，鄉村中有草市，且有夜市和曉市等。
（4）城市商業經濟發達，商人群體活躍，形成地域性商幫。
（5）商業領域官營和專賣制度長期存在。
（6）商業長期受到重農抑商政策的壓制，商人的社會地位較低。商業始終作為農耕經濟的補充而未能占據中國古代經濟的主導地位。
四、資本主義萌芽與“重農抑商”和“海禁”政策
1、資本主義萌芽產生
（1）產生的基本條件：手工業技術的進步，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并出現雇傭關系。
（2）產生概況：①時間、地點、部門：明朝中后期（15世紀末），江南地區，紡織部門。②標志：手工工場的出現，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
（3）主要特征：微弱、稀疏，發展非常緩慢；出現在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發展水平低，始終處于萌芽狀態，就全國而言，不占主導地位；最初多表現為分散的手工工場形式。
（4）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原因
①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影響了擴大再生產和商品經濟的拓展，妨礙了社會分工的發展。
②政治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阻礙。具體表現：封建政府重農抑商，征收重稅，限制工場規模，殘酷剝削農民，農民貧困，購買力低下，束縛了萌芽的發展；“禁關鎖國”政策限制了對外貿易發展，妨礙了國外市場的擴大。
③思想上：長期以來重農抑商、重利輕義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地主、商人致富后熱衷于買田置地而很少投資擴大再生產。
④外交上：閉關鎖國，海禁政策，失去海外市場和先進技術。
（5）認識：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代表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趨勢，但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
2、“重農抑商”政策
（1）含義：中國封建王朝限制、打擊工商業，保護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確保賦役征派、地租征收，以鞏固封建統治的政策。
（2）原因：工商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危及封建政權統治。→目的：維護小農經濟，鞏固封建統治，保證國家賦稅與徭役來源。
（3）演變過程：
①戰國：商鞅變法首次明確規定了重農抑商的原則。②漢代：進一步加強。③中唐至宋元：重農抑商政策有了某種松動。朝廷對海外貿易的鼓勵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實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
④明清時期：封建政府對民營商業不斷加征商稅，破壞工商業的正當經營，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導致中國遠遠落后于西方工業文明。
（4）評價：①重農抑商的實質是維護封建國家統治的經濟基礎。重視農業，保護了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封建社會初期對維護社會穩定、鞏固封建統治起了積極作用。②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強化了自然經濟，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是中國封建社會漫長的重要原因，從根本上造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落后。③從根本上說，“重農”是正確的，但不能把“農業”和“商業”長期放在對立面。
3、“海禁”和“閉關鎖國”政策
（1）含義：明清時期嚴格限制中國人民赴海外經商和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的經濟政策。
（2）原因：①根本原因：維護封建自然經濟，鞏固封建統治。②直接原因：明統治者擔心流亡海上的敵對勢力勾結倭寇危及明朝的統治，清統治者為對付東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爭。③清政府盲目自大，自認“天朝上國”，無所不有，不需與外交流。
（3）表現：①明朝：實行“海禁”；對外貿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進行。②清朝：禁海、遷界；只留極少口岸對外通商；由政府特許的商行（如廣州“十三行”）統一經營對外貿易。
（4）評價：①積極：曾起過一定自衛作用，維護了國家的主權。②消極作用為主：嚴重阻礙了國內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阻礙了中外交流，使中國日益脫離世界發展大勢，失去了利用國際貿易的優勢地位開辟海外市場、刺激資本擴張、推進工業化的契機；中國逐漸落后于世界。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于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條件，那么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華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機會。
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正如同抗戰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是不利的，但是共g產g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具有獨立領導全民抗戰的能力。正如同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敗嗎？社會矛盾激烈嗎？這正是國家民族最虛弱渙散的時候，是希望再來一次蠻族入侵，還是來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呢？在19世紀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模毀滅，之后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強化了這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后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
二、生產力相對停滯,軍事裝備、科學技術大幅度倒退。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滿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不變的，地丁 3000萬，耗羨460萬，以及其他共計4800萬兩白銀，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而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翦伯贊），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清朝最高的是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范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767頁）。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說這里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到了17世紀當時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但是到了清，政府嚴禁采礦，冶金業從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筑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