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祖宗祭日，父親總是以莊嚴的口吻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我們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論我們身在何處，生至何時，永遠不會忘記，那里是我們祖先的家園。"（李玉剛《狂士怪杰辜鴻銘別傳》）其次在語言上，這個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鄉的"閩南漢語"。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決定著我們的思想"（安希孟《后現代對知識與真理的解構》），所以作為思想的啟蒙，這些就成了成為他的保守主義的先聲。因而當時人們對這樣以為生于南洋學于西洋的文化大師的怪論頗為不解的時候，其實是忽略了他獨有的華僑身份。最后從民族關系的角度來說，從五胡亂華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國政治的大舞臺上，有許多曾試圖用自己的文化來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終。事實上即使這個文化已腐朽得成為歷史的發展的障礙，人們也寧可給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會拋棄他，而中華文明也正是有這種不斷的演進，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獲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國人無論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無比的光輝而保持自己的信仰，這其實也是辜鴻銘之所以對中國文化倍加稱頌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國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義的，他能給每個人以存在的價值，給每個社會的人以終極關懷，而這些使西方功利主義所不具有的。總之無論他的家庭啟蒙，還是華僑情結，以及傳統文化的現實價值都從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
它保守主義思想的另一面卻出與偶然。因為他的正規的學校教育來自西洋，從小生活在英國，對中國社會生活缺乏了解，這樣西方社會生活先入之見使得他對中國社會抱有無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國哲學來教化歐洲。這種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異，成為他與以胡適為代表的留洋學者思想對的根本所在。因為胡適在留洋之前對中國社會弊端有深刻體會，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學來救中國；辜鴻銘在留洋之前從沒有踏上中國的本土一天，對中國社會根本談不上了解，進入西方社會之后一直生活在貴族化的家庭環境里，貴族家庭的保守性與對現實社會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對西方現代社會從開始了解就具備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對西方現代社會弊端深刻認識，他才要眾人擺脫物質理性狹隘與浮躁，做一個博大、深沉、純樸、靈敏的中國人。當然他并不是要求人們面對西方的侵略不去抗爭，而是要求人們更理性的去考慮自己的言行，舍棄物質理性的淺薄，真正找到精神層次的社會脈搏。但是被壓抑數千年的中國人已無暇去考慮這些道德說教，在物質利益的誘惑和西方強權的驅使下陷入了實用主義的深潭。面對這種社會現實，他深深體會到"舉世皆醉我獨醒"的孤獨。在這種心態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個極端。他不僅對封建制度百倍維護，而且為封建社會的毒瘤"納妾""裹小腳"大加辯解，甚至把中華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譽為"最偉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義一定程度上應歸因于他的教育狀況和社會生活背景。
其實對辜鴻銘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進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為保守主義作為一種相對于時代的另類思維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響。但人們在西方對于保守主義并不像中國人一樣深惡痛絕，而是認為它僅表征"個人面對歷史巨變和人性復雜時自感無力和謙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圖畫或自信武斷的結論。"（徐友漁《辜鴻銘的保守主義》）因而辜鴻銘在其一生中滿足于自己的保守主義角色，還自稱為"大清國的最后一條辮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
李玉剛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鴻銘別傳》說，辜鴻銘十歲赴英留學，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與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蘇格蘭王國具有貴族血統，因而從小就受到其他中國人在西方難以企及的完全正統的貴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學教育主攻歷史、文學，并且有著名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批評家卡萊爾教授為導師，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剛所言："卡萊爾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批判家的形象，簡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偉大先賢和榜樣，卡萊爾強烈的批判意識和辭鋒，仿佛已經注入了他的靈魂深處。"（同上）所以當卡萊爾對中國歷史文化表現出極大尊重和崇敬時，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回國后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論依據立于歷史背面，不斷與社會抗爭，最終在貧困交加中死去，而更為凄慘的是，他最為欣賞的女兒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蘇州一寺廟為尼，這也許是當時社會對他的保守主義所應有歸宿的最好表征吧。
最后西方當時的社會現狀也是他厭棄西方文化，追求中國平靜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紀末以來，整個西方社會籠罩在混亂與恐懼中。經濟危機吞噬著人民手中的財富，原有的社會組織重新分化組合，在物質理性與強權意識的驅使下，軍國主義幽靈遍布整個歐洲。對此，人們開始懷疑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選票，正如卡萊爾所說的："今天的所謂歐洲，也不過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沒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鴻銘面對當時中國人崇拜西方社會制度時表現出極大的不滿。他寧可抱殘守缺，也不愿拾人殘羹，最后走向保守主義也就在所難免了。
二，辜鴻銘對中國傳統社會的體認
辜鴻銘在他的《中國人的精神》序言中說："事實上，要懂得真正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純樸和靈敏。"對此徐友漁先生在《辜鴻銘的保守主義》中說："他對中國人的氣質、個性之類難于揣摩把握的東西，是那么細膩、靈敏，既洞若觀火，又體貼入微。"贊嘆之意溢于言表。
但中國人為什么具有如此優良的品質？用辜鴻銘的話說，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人們對社會的認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僅用腦；人性問題上，儒家正統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個社會處于一種理想狀態中，在這個社會里沒有個人，只有家庭，面對血濃于水的親情，中國人的優秀品質就顯現出來了。中國人之所以深沉，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無比敬仰的領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親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對先人的光輝與家人的期望，每個人都不得不深沉。
中國人之所以純樸，是中國幾千年農業文明的結果。每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對別人信任的基礎上，而且中國傳統"忠義"之道使人們對每一個自己所給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這個相互坦誠相對的社會有機體中，人們就不會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圖，完全用心靈過著純樸的生活。
中國人之所以博大，是因為我們有廣闊的歷史文明，有遼闊的疆土。在這片開闊的天地里，人們創造了輝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難，而正是這些輝煌與苦難造就了中國人博大的胸襟。
中國人之所以靈敏是因為，一個社會，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龐雜的社會，每一個因子必須具有靈敏的品質，如果沒有，則整個社會就不能正常運轉。在中國這樣一個非常強調關系的社會里，人們必須處理各種各樣的關系，如果稍有疏忽，就會寸步難行，而這就需要人們具有靈敏的品質，歷史的輝煌證明了這一點。進一步我們還可以說，正是中國文化孕育出中國人這種深沉、純樸、博大、靈敏的品質，中華民族才能作為綿延幾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機依舊。正如辜鴻銘在論證："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說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類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總之，它是心靈與智能的和諧。"（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而辜鴻銘正是基于這種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來對中國社會一系列獨辟蹊徑的解剖，這可以說是當時任何中國學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來說是令我由衷佩服的。
辜鴻銘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論證是有一個內在邏輯的，他以中國人的精神作為突破口，對中國社會也進行了深刻解剖。這過程中雖有難以掩蓋的缺陷，然而這些極端的言論也只是他個人的社會體認，因而可以說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們沒有必要對此有太多的不滿，相反他關于社會結構的分析到是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人們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體中，履行自己被決定的義務，而這些義務就是去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在這些關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論斷：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所以他從夫妻關系著手，而他反復論證的就是"無我"哲學，他認為："以為真正的中國婦女是沒有自我的"，"在中國，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個男人終其一生去擁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純粹地、無私的為丈夫活著。"同樣，中國男人的生存也是無我的，"他不僅要對他的家庭盡職，還要對他的國王和國家盡職，甚至在對國王和國家服務的過程中，有時要獻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論證中國男人奉行的是"忠誠教"，忠誠在儒學的經義中也是一種"無我"所以他說："外國人只有弄懂了這兩種'道'或'教'，中國人民的'忠誠教'和'無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國男人或真正的中國婦女。"（同上）也許許多人，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對此會斷然否認，但是劉夢溪先生在《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中說："但一種社會制度已經分本利息、行將解體的時候，統治者原來選擇的維系既定社會制度得禮法秩序及思想體系就失去了維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禮俗，民間還可以找到，也就所謂的"學在民間，道在山林"。所以從辜鴻銘的個人社會感悟來說這種無我哲學是有一定現實依據的。
其實在辜鴻銘看來，整個社會正是有了"無我"的"良民宗教"，人際關系才有相互信賴基礎上的調和。不過從西方嚴密的邏輯來看，這個系統是不穩定的，因為社會紛繁復雜，人人品質不盡相同，如果有一個人失信于人，應該說這個系統就會解體。事實上并非這樣，一方面真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不會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義占據很重要的位置，在這種體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無疑自絕于社會，作為深沉的中國人，他不會，也不敢，因為他不是為自己活著的，而是為祖先和子孫，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與信義廉恥緊密聯系的，因而在傳統社會里，君子之道不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會的法律依據。當然辜鴻銘這方面的認識并沒有超出前人，不過他能在一種文化沒落之際，以一種另類的批判眼光來肯定它的價值，應該說是值得我們崇敬的。
辜鴻銘對上面社會的分析，最后還是歸于文化的領域的論證。而他對傳統文化的貢獻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國文化荊棘地除草開路，樹立正確的中國文化形象。
他首先從語言著手，將漢語分為口頭語與書面語兩大類，并認為："口頭語屬于沒有受過教育、完全未受過教育的人們的語言，事實上是一種孩童的語言。"而書面語在分為簡單修辭語文、通行的語文和高度優雅的語文三類，他認為："中國文學中的高級古典漢語，中有一天能夠改變那些作為愛國者正帶著一種野蠻動物的相爭本能鏖戰于歐洲的、尚處在自然毛坯狀態的人們，使他們變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禮讓的人。"（同上）這種關于語言的說法與后現代主義的解構主義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現代對知識與真理的解構》中說："語言不可能以客觀方式提供關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語言決定著我們的思想，既然語言是一種文化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