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銖約于西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鑄，俗稱“雞目錢”、“鵝眼錢”，由其形小而得名。在出土的西漢錢幣中，有漢代文獻記載的小型五銖錢，這種錢及錢范出自西漢時期的墓葬或遺址中，其中，漢宣帝杜陵一號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確切紀年的一例。
小五銖面文“五銖”，鑄造精美，面有周郭，無好郭，背側肉好，周郭俱備，文字清晰。錢直徑在1.15-1.2厘米之間，重約0.62-0.65克。錢文書體亦與武帝、昭帝、宣帝三代各有區別。“五”字交股有的較直，有的略彎，也有的彎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橫畫如三官錢式，也有如五銖最常見的面內無郭的一種。這說明小五銖并非一朝所鑄，也同普通五銖一樣，分別鑄造于武帝以后的西漢各個時期。就出土情況，尤其是從漢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況看，小五銖是成串地亂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間，說明這是冥錢而非行用錢。
剪輪五銖錢又稱“磨郭五銖”、“剪郭五銖”。武帝初鑄五銖時“周郭其質”，以防止奸民從錢背面磨銅取熔。可是西漢后期竟出現另一種磨邊的剪輪五銖，是一種用普通五銖錢經磨鑢加工而減重的錢幣。實際上這種五銖叫磨邊五銖最為貼切。
西漢后期成帝、哀帝之世，社會矛盾尖銳，災荒相繼，幣制也隨之混亂，剪輪五銖就勢此時開始出現的。
剪輪五銖是幣制混亂時代的產物，洛陽燒溝及洛陽西部發掘的西漢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陜西省咸陽市土原下發現金質五銖一枚，錢直徑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較背部稍寬，面穿方正，上有橫畫。“五銖”二字小篆陽文工整，“五”字交叉處彎曲，上下兩橫較長，“銖”字的“朱”字頭方折，“金”字頭呈三角形，制作精美，色澤金黃，誠為罕見的稀世珍品。
西漢五銖錢從漢武帝元狩五年始鑄，至隋朝的隋五銖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2) 東漢五銖
（東漢五銖）
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都城洛陽，是年為延武元年。東漢王朝剛剛建立，經濟基礎薄弱，社會動蕩。半兩錢、西漢五銖錢、王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等，雜混在民間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鑄五銖錢。自此以后，東漢各帝均鑄五銖錢。不過，從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五銖錢沒有顯著變化，古錢學家將東漢前期鑄行的五銖錢稱為“延帝五銖”。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東漢后期特別是東漢末年，通貨膨脹嚴重，人民生活貧困，統治階級為了挽救經濟危機，在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鑄“四出文”五銖錢。更有甚者，在獻帝時，董卓鑄無文小錢，致使原本混亂的幣制越發不可收拾。
《后漢書·光武帝紀》說：“初王莽亂后，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延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東漢初恢復的五銖錢亦稱“延武五銖”，是延武年間采納馬援之議而鑄行的。
建武以后各朝五銖錢比西漢各朝五銖錢輕薄，錢徑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約0.1厘米，一般為3克，外郭較窄。“五銖”二字寬肥圓柔，筆劃較粗且淺，面文“五”字中間交筆彎曲，上下兩橫不出來，“銖”字“金”字頭呈三角形，比西漢五銖金字旁大，“金”字四點較長；“朱”字頭圓折，中間直筆，兩端較細；制作精致，文字書體規范。銅質為淺紅色，還有各種記號，如星、橫畫、豎畫等。“星”有一星與多星之別，或半圓點，或三角點等。依其位置而言，則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橫、穿下星。多星者多橫排成列。一般來說，這些帶記號的東漢五銖要比不帶記號的輕薄，鑄造工藝也比較粗糙，字口淺平，銅質為黃色。其中有許多可能是東漢中后期鑄造的。
建武年間鑄造的五銖，有紀年銅模盒傳世，可以為證，從此時起，東漢五銖的“朱”旁，上橫圓折，已經成為明顯特征。東漢五銖的斷代，除 “建武五銖”有傳世的銅模盒以斷定外，明帝以后，則難以區分具體年代。幸好通過洛陽燒溝漢墓出土五銖錢的分期，可以認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銖（稱為“平當五銖”）也應該屬于這個時期所鑄。但它的時期較晚，下限可能已經進入三國。“東漢五銖”是五銖錢中遺留較多的一種。
“四出五銖”又稱“四出文錢”。所謂“四出”，是指錢幕從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陽文直線到達外部，這可能是為了防止銼磨錢背盜銅用的防范技術。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鑄的“四出五銖”比一般“東漢五銖”鑄造得要好，錢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徑為2.5厘米，穿徑約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漢靈帝性極貪婪，“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后漢書·張讓傳》）。堂堂一國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還嫌不夠，還要賣官攬錢以充金庫。在這樣的昏君統治下，老百姓哪還有好日子。
橫遭漢靈帝宰割的廣大窮苦百姓怨聲載道。“四出五銖”鑄行后，人們咒罵說“京師將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錢 東漢末年，董卓專權。董卓本一涼州豪強，漢靈帝時曾任并州牧。黃巾起義，他借何進征召之機，帶兵入洛陽。他先廢少帝，立獻帝，專斷朝政；后焚燒洛陽，挾天子，自封為太師。董卓生性貪婪，為了搜刮民財，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毀“金人”，秦始皇所鑄十二金人（銅人）中的九個，鑄成小錢。這種錢直徑只有1.2-1.5厘米，重0.5-1克左右，而且既無內廓又無外廓，“五銖”二字模糊不清，很難辨認，世人諷刺為“無文錢”，董卓這種無文小錢，錢體輕小，制造粗劣。以一個“金人”重量十二萬斤計算，董卓少說也可得錢七八萬億枚。這是東漢朝廷的最后一次鑄錢，流通地區狹小，只限長安、洛陽一帶。他以此在離長安一百多里的現陜西戶縣，建造了一個稱作郿塢的城堡，城內金銀財寶不計其數，單是糧食就足足能吃三十年。
董卓的這種小錢的流通必然會加劇通貨膨脹，很快就出現了“谷石數萬（枚）”的情形。用一擔錢去換一石谷，貧苦百姓哪能吃得起。當時民怨沸騰，饑民蜂起，漢五銖制度被董卓徹底破壞了，東漢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邊緣。于是曹操趁機取漢，不久時代就進入了三國時代。
綖環五銖錢就是被剪去或沖鑿去內圈的錢，錢僅剩邊緣，呈環狀，錢文“五銖”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無論磨邊五銖、剪邊五銖還是綖環五銖，都不是法定貨幣。它們的出現主要是由于經濟的混亂，幣值不穩，物價昂貴，惟利是圖者剪鑿五銖錢，一個錢當兩個錢用，謀取私利。這是當時政治局勢動蕩、經濟蕭條與貨幣流通狀況惡化的必然結果。
東漢晚期的剪鑿五銖曾大量發現。其中剪輪五銖比較多，綖環五銖較少。1953年，洛陽燒溝漢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輪）五銖1858枚，綖環五銖8枚。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銅錢21017枚，其中剪輪五銖594枚，綖環五銖1枚。1973年，江蘇丹徒出土東晉窖藏銅錢140余公斤，其中剪輪五銖約有90公斤左右，綖環五銖僅20余枚。1975年，陜西扶風段家小寨漢墓出土西漢綖環五銖，錢文余有“銖”、“五”各一半，有的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東漢磨廓五銖72枚，東漢剪輪五銖967枚。
東漢五銖從文字上看，“五”字交筆處略圓曲，“銖”字的金字頭呈三角形，“朱”字頭呈圓折形，比西漢五銖錢略顯圓折。以上介紹的就是一些比較有特點的東漢五銖錢
古代一般樓房不會太高，但貴族們為了私欲或建高樓施展威望，皇帝建高樓幾年實物或見瞭望塔什么的，有些樓房會比一般的高很多。
一般一層樓只有不到一丈（秦制，2.31m)在建筑科學上，我國傳統建筑的抬梁、穿斗和井干三種主要大木構架體系都己出現并趨于成熟，與之相適應的各種平面布局和外部造型亦基本完備，中國古代建筑作為一個獨特的體系在漢朝己基本形成和臺基。臺基是承受房屋整個荷載的基礎，也是構成房屋比例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老子云：“九層之臺，起于累土。”臺基的產生最初是由于房屋建筑功能結構的需要，并逐漸滲入了人們一定量的審美及思想觀念，進而甚至被統治階級利用作為等級身份及進行精神統治的一個重要標示。 一、夯筑技術及瓦的使用是臺基的出現成為可能和必然。 據考古發掘材料顯示，我國早期的宮殿建筑出現于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晚期，盡管當時還處于“茅茨土階”階段，建筑裝飾也僅“蜃灰堊壁”而己，卻是我國原始建筑向傳統建筑轉變的一個關鍵時代。《世本·作篇》：“桀作瓦屋”。《淮南子·說山訓》：“桀有得事”。高誘注：“謂若作瓦以蓋屋遺后也”。但目前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尚末發現商代的用瓦實例。1976年，在陜西岐山、扶風兩縣的周原一帶發現了兩處西周建筑遺址，在其中較早的一處房屋堆積中發現了少量的瓦、瓦型較大，可能僅用于茅草屋頂的脊部及天溝。春秋時期，瓦的使用逐漸得到普及。 夯土的出現是我國古代建筑技術歷史上的又一件大事。1977年，在河南登封告城王城崗遺址發現了東西駢列的兩個小型城堡的夯土墻基，據對夯土中出土的木炭的年代進行測定，其結果為距今4010±85年（樹輪校正為4415±140年），約相當或稍早于夏朝開國的年代。其實用夯技術早在龍山文化時期已在房屋的基槽及居住面上得到廣泛應用，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較低，房屋建筑結構較為原始、材料較為簡單，使這一技術未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瓦的發明及使用，建筑結構及功能的進一步擴大，使建筑物的自重大大增加，借助于夯筑技術，利用便利的粘土來做房屋的臺基和墻身就成為一種必須。 二、漢代及其以前的臺基、基礎和地面處理 《周禮·考工記》：“殷人重屋，堂侑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筵，《說文·竹部》：“筵，竹席也”，是鋪于下層墊底之竹席。筵不但是當時最重要的家具之一，還是宮室建筑的基本度量單位，其尺寸通常較大）。在陜西周原一帶發現的兩處西周宮殿建筑遺址也證實，其中心殿堂臺基比庭院高出0.75米以上，比商代有了很大的提升。 春秋戰國時期，封建的統治秩序得以確立，宮室的“規矩制度”也已有了明確的規定。《禮記》：“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使建筑這一人類社會歷史上最大的藝術創造物首次融入了等級的概念，這一觀念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的營造實踐，成為兩千多年傳統建筑活動等級制度的濫觴。 漢代的建筑，從現存畫像磚石建筑圖形和建筑遺址來看，大部分廳堂和樓閣都有較高的臺基，單體建筑臺基面積較小，宮殿區或多層連片建筑臺基面積較大且分多個層次。在古代傳統建筑技術條件下，大面積的基礎連片同時夯筑，使之成為“一塊玉兒”，其效果同今天的“箱形”或“片筏”基礎相類似。 商周以后，特別是自春秋時期，在宮殿群中“殿基高巨之風”日盛的同時，又開始興盛一種高臺建筑。其實早在殷商時代就已建有“廣三里，高千尺”的鹿臺。春秋時期，在卿大夫的府宅中也建有高臺，供平時游娛、戰時避險。戰國時，諸候競相夸耀國力，紛紛建起規模宏偉的高臺建筑，現齊都臨淄故城內的“桓公臺”仍保留有14米殘高。到了漢代，高臺建筑達到了其歷史的高峰。元李好問曾述其所見曰：“予至長安，親見漢魏故址，皆因高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望之使人神志不覺森竦”。從以上的推斷皇宮的樓臺40-50米高，老百姓的房子最多是兩層的。
唐(明堂外三層91，43米，天堂外五層150米以上)，北魏 洛陽永寧寺塔 48丈，147米；北宋 開封開寶寺靈感塔 36丈，111米；現存最高的應該是了敵塔，通高8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