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清大樓
將日本近代西洋建筑與古典建筑風格相揉和的日清大樓，被人們稱為“日猶式”
該樓是由日本清汽船株式會社與猶太人合資建造
中國是與猶太人關系最密切、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
猶太人來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唐朝。
北宋真宗時期定居開封的猶太人，因漢化成功而震驚世界。
當二戰全世界向猶太難民關上大門時，上海又成了他們唯一的“諾亞方舟”。
上海和猶太結緣是在19世紀的鴉片戰爭。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條約后，位于長江三角洲中心的上海成為英國商人登陸中國的首選地，其中以孟買英籍猶太富商大衛沙森創立的“沙森洋行”最為成功。
從沙森洋行出來的哈哈依靠房地產和鴉片，后來成了遠東首富。
除了這兩位超級富豪外，上海灘還有很多猶太富裕的家族，他們的經營范圍遍布各行各業，也涉足軍火行業，生意也不限于上海，沿海、沿江城市也有他們的產業。
猶太人在上海的成功為二戰期間接收猶太難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上臺后，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逐漸從經濟掠奪上升到肉體上的消亡水平。
由于經濟危機席卷全球，戰爭迫在眉睫，歐洲各國紛紛采取嚴厲措施限制移民入境。
一些中立國害怕激怒德國，拒絕接收猶太難民。
亞非拉地區經濟落后，本來就無暇接收猶太難民，歐洲猶太人的處境越來越困難。
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地區終于建立了猶太人定居點，但英國需要拉攏中東阿拉伯國家對抗德意兩國的攻擊，并頒布法令禁止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
令人意外的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猶太人的美國也出臺了各種限制法令，只有少數有錢的猶太人可以獲得美國簽證。
當世界各國拒絕猶太難民時，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為他們敞開了懷抱。
1937年以后，上海租界成了孤島，中國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它，但日本人也不想輕易插手租界事務。
進上海租界不辦任何手續，也不用交保證金。 這對猶太難民一定非常有吸引力。
歐洲的猶太難民開始大量流入上海，但1939年以后德國在歐洲被吞并的土地增加了，流入上海的猶太難民也翻了一番。
于是日軍宣布，歐洲猶太人進入上海要提前申請許可證，并要求交納400美元保證金，近親在上海居住時間長，而且這位近親必須與上海人結婚。
日軍設置了各種嚴格的限制，猶太人通過各種手段進入上海。
幾年前進入上海的猶太商人也捐贈了巨額資金，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安置委員會。
上海市民也騰出大量住宅來收容猶太難民，在日軍飛機誤炸猶太居民區時，上海市民勇敢地沖進火海救出了大批猶太難民。
值得一提的是，猶太人在上海安頓下來后，很快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戰斗。
他們印制海報傳播盟軍戰況，積極營救陷入困難的盟軍飛行員。
來自奧地利的猶太醫生雅各布羅生特博士也加入了新四軍。
戰爭勝利后，大部分猶太難民選擇流亡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親朋好友。
以色列復興后，以色列領事館又發放了7000份簽證，幾乎所有上海猶太人都去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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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猶太難民史：上海猶太人該感謝誰？
一個月前，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和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辦“猶太難民與上海”圖片展，二戰期間“拯救猶太人”的舊事再度出現在輿論視野中，國內相關報道多以“大屠殺親歷者淚謝中國”作為標題，在強調中國人善良、樂于助人的同時，有的還捎帶了日本人的兇殘、蠻橫。
1933年—1941年，有3萬猶太人為躲避納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國只接收了20萬猶太人。猶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國殖民當局宣布未來5年內只接受7。5萬猶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國爆發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后，上海幾乎是全世界唯一對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城市。
上海猶太難民留下的大量回憶文獻中，不少人表現出對上海的眷戀，但很少看到他們對上海或上海人表達感恩之情的文字。這與中國的相關報道差異很大。
【為什么是上海】
上海無意中成為了猶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納粹上臺后，對前途悲觀的猶太人紛紛逃離德國，嚴格來說他們是僑民而非難民。“水晶之夜”后，納粹德國突然加速清除猶太人，那些在“事情不會那么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來觀望的猶太人，突然發現自己已變成難民，并且全世界幾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羅斯福牽頭在法國埃維昂萊班組織討論接收猶太難民的國際會議，但32個與會國中，除多米尼加外，其余國家皆不愿接收猶太人，牽頭者美國也不例外。當時西方盛行反猶主義，即使是對猶太人最友好的美國，也有上百個反猶太團體。
反猶壓力使得猶太人即使逃到美國也無法入境，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號郵輪悲劇。1939年5月，九百名猶太難民被納粹德國用“圣路易斯”號郵輪送至古巴，結果被古巴拒絕，停靠邁阿密登陸又被美國拒絕，只好返回歐洲。他們當中有六百人后來死于集中營。1980年代中國曾引進的美國電影《苦海余生》即以該事件為原型。
雖然多米尼加表態接納10萬猶太人，但它無力籌措巨額安置費，而猶太人也不愿去生活環境貧窮且與歐洲相去甚遠的國家。此時，萬里之外的中國上海因為多重因素疊加，成為唯一選擇。
首先是上海租界“國中之國”的獨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漸形成英美等國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獨立于中國 *** ，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國領事管轄的公共租界，屬于由外國僑民自治的獨特地方實體。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國初，外國人旅居上海無需任何手續，1932年，民國 *** 開始對吳淞口和上海登陸的外國人增設查驗護照簽證程序，由于傳統習慣，上海實際上對任何人都實行落地簽，是世界最著名的開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國民 *** 無法行使行政管轄，而日本還未組建傀儡政權管理上海，進入上海的簽證管轄權被虛置，租界無意中扮演了難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滬會戰時，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被日軍控制，這部分后被稱為“日租界”）。
所以，從1937年八一三抗戰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為猶太人敞開了大門：無需簽證、無需有人宣誓擔保，無需警方證明，無需保證經濟獨立。
上海不僅有猶太人入境的便利，還有先期定居猶太人的財力。當時上海有兩個猶太人集團，一個是英國的巴格達商人，他們中有沙遜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個是俄國猶太人，他們雖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頗有財力。
在外灘16鋪碼頭登陸的猶太人并不很像難民，至少從歐洲到上海的逃難并不狼狽，甚至算得上奢侈。他們購買頭等艙的船票，在船上開Party，吃高檔西餐。在許多猶太人的回憶中，彩帶、日本樂隊、專用乘務員、蛋糕是他們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戰爭期間的背井離鄉畢竟不同于旅行，上岸后，他們很快就典當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濟。巴格達猶太富商第一個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們組建了第一個援助猶太人的COMA委員會，不但提供公寓，還向每位難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證難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進入上海的猶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這時美國猶太人社團組織JDC聯合慈善力量，成為救助難民的主要機構。
無論如何，猶太難民過得遠比上海當地人要好，亞洲式的貧困令他們印象深刻：“那些拉著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閑逛的中國車夫簡直不是人，冬天他們沒有暖氣，很多中國人在街頭被凍死，第二天垃圾車來的時候，尸體直接被拋到了車上。”
日本占領下中國人的不幸同樣讓他們印象深刻：“日本人對待猶太人和中國人的差別很大，每當中國人過橋時，總會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們，或用煙頭燒，但是中國人更厲害，他們回頭對傷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來，這是中國人打敗日本人的標志。”
【兄弟、恩人與謀略】
日本也許是當時世界上對猶太人最有好感的國家，他們對猶太人的好感源遠流長，它是妄想、陰謀論和感恩的奇特混合。
早在明治時期，蘇格蘭傳教士麥克勞德為了方便日本傳教，提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假說：日本人是猶太“失散的10個部落”的后裔，這成為后來“日猶同祖論”的起源。
麥克勞德的學說曾在日本頗受歡迎，當時日本處于“一種被視為遠東孤島和異教國家的不光彩地位”，“日猶同祖論”可讓日本人從西歐世界中“并無過錯卻遭排斥”的猶太人那里找到共情基礎。
日本神學家也加入到這個“偉大理論”的構建：中田重治在《圣經中的日本》里論證日本人與猶太人同是“神的子民”；佐伯好郎則提出，日本古代望族秦氏到日本后，定居京都郊外的“太秦”，而“太秦”日語讀法為“uzu massa”，那么“太（uzu）”即是希伯來語中的“i——shu（耶穌）”，“秦（masa）”則指“彌賽亞”。
歷史證明，日本人沒有白認這個“猶太人兄弟”。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時任日本帝國銀行副總裁的高橋是清赴倫敦籌款，他的游說毫無成效，直到偶遇美國猶太富商雅各布•亨利•希夫。后者對沙皇俄國的排猶主義恨之入骨，當即答應借給日本500萬英鎊，在雅各布的幫助下，日本最終籌到共4。5億美元。雅各布由此獲得了由明治天皇頒發的旭日章。
日俄戰爭中被日軍俘獲的俄軍有不少猶太人，他們得到了日本人的特殊優待，這些在俄國備受歧視的猶太人由此對日本深懷感激，其中一些人最后定居日本。
1903年，沙俄曾出版過一本反猶著作《猶太賢士議定書》，它是猶太人操控世界陰謀的集大成。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后，它又成為猶太陰謀的新證據（布爾什維克早期領袖有很多猶太人），白軍大量印刷了這本反猶著作。當時日本參與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受此書影響，日軍從上到下都深信猶太“兄弟”兼恩人暗中操控著世界。
德國開始反猶后，當年將《猶太賢士議定書》譯為日文的“猶太專家”很快有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