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內一統，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①
第二年，宣布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為對外貿易的港口，并分別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等四個海關，負責管理海外貿易事務②
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的開始
至此，清初的海禁宣告結束，中國的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開海設關管理的時期，一直延續到道光二十年（1840），長達156年
在此期間，雖然有10年（1717—1727）的南洋海禁，但這與前次海禁不大相同
這時“內地商船，東洋（日本）行走猶可，……至于外國商船，聽其自來”③
說明只是部分禁海而已
即使如此，也同樣受到開明官員和反禁派的激烈反對
廣東、福建的地方官員紛紛“請弛其禁”④，認為“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海禁”
“開南洋有利而無害，外通貨財，內消奸宄，百萬生靈仰事俯畜之有資，各處鈔關，且可以多征稅課，以足民者裕國，其利甚為不小”⑤
雍正五年（1727），宣布廢除南洋禁海令
從此以后再沒有實行過海禁，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不過，由于“掠奪、謀害及經常訴諸武力，為歐洲國家與中國開始貿易的特色”⑥
乾隆二十年（1755）發生了英國侵略分子洪任輝（JamesFlint）駕船闖入寧波、定海和天津事件，清政府才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十日宣布：撤銷寧波、泉州、松江三海關的貿易，僅允準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⑦
從此，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集中在廣東各口岸進行
這就是以往人們認為“標志著全面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時代的開始”和“閉關政策的最后形成”，而且認為廣州成為獨一無二的進出口貿易港口
但是確切地說，廣州并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
清政府的對外貿易也不是完全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因為：第一，清政府規定海外貿易在當時中國最大的港口廣州進行，木身就是一種開放，只不過是沒有全面開放全國的港口而已
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統治者，從國家、民族和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根據海外貿易發展的趨勢，決定開放多少個港口和開放那些港口，完全是一種正常現象
只要不是閉關所有的貿易港口和完全斷絕與外國進行貿易，就不能斥之為閉關鎖國的貿易政策
--------------------------①《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
②關于清朝初設四海關的地址．一般史書記載為云臺山、寧波．漳州和澳門
今據王土性：《北歸志》所記，為“江南駐松江，浙江駐寧波，福建駐泉州，廣東駐廣州”
③《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
④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四
⑤《清朝經世文編》卷八三第一三頁
⑥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冊第126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⑦《清高宗實錄》卷五五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第二，當時所謂的“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主要是對歐美各國而言，特別是英國和荷蘭等國
至于南洋地區的歐洲殖民地國家，仍許到閩、浙、江海關貿易
乾隆二十三年（1758）上諭：“如系向來到廈番船，自可照例準其貿易”①
故東南亞地區各國的商船，仍然不斷到福建廈門等地進行貿易
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五十一年（1786），嘉慶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西班牙的商人萬利落、郎嗎叮、郎安敦、郎萬雷、郎棉一等，就從呂宋（菲律賓）運載大批燕窩、蘇木、番銀、檳榔、烏木、呀蘭、米、海參、鹿脯、牛皮、玳瑁、火艾棉等到廈門貿易，然后從廈門運回大量的中國棉布、磁器、桂皮、石條、白紙、花磚、方磚、雨傘、紙、墨、石磨、麻線、土茶、冰糖、藥材等到呂宋②，使廈門對外貿易進人極盛時期
第三，中國商人不受所謂“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之限，可從四海關出海貿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從福建、浙江、江蘇沿海港口出海貿易的商船仍是不少
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準“浙、閩各商攜帶土絲及二蠶湖絲往柔佛諸國貿易”③
道光九年（1829），到新加坡貿易的中國商船共9艘，其中從廣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廈門去的4艘，共載貨47000擔④
道光十年（1830）從廣東的潮州、海康、惠州、徐聞、江門、海南，福建的廈門、青城，浙江的寧波，江蘇的上海、蘇州等地駛往日本、菲律賓群島、蘇祿群島、西里伯群島、馬六甲群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新加坡、馬來亞
（3）根據材料三，說明19世紀上半期英國對外貿易制度的重大變化，并指出變化的原因。
答案：（3）從實施貿易壟斷制度轉變為實施自由貿易制度。（2分）原因：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其它國家無法與之競爭。（2分）
19世紀中國茶葉貿易獲得大發展有多種非常直接的原因，一是歐美茶葉市場需求激增，在中國購買量巨大，中外茶葉商人展開競爭，促進了茶葉市場發展。二是打破了延續多年的廣州制度后，通商口岸增多，中外貿易額增加很快，尤其是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以后，西方列強對中國采取所謂“合作”的外交政策，這帶來了中西貿易關系幾十年的穩定。另外，太平天國起義被平定后，國內形勢比較穩材料信息定，產茶區重新迎來中外茶商，為國內茶葉貿易的繁榮提供了條件。事實正是如此，19世紀中葉以后，大批中國茶商和西方茶商代理人從條約口岸到內地直接向農民和生產者收購茶葉，并形成內地收購制度。有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國的貿易化水平評價很高，稱“農產品商品化，是貿易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內地絲茶收購是它再好不過的證實”。（25）
茶葉貿易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較為明顯的，突出表現在茶葉種植面積增加和茶葉從業人口數目眾多等方面。茶葉出口貿易增長導致舊茶區擴大種植面積，新茶區不斷被開辟出來，有的地方甚至拔除別的經濟作物，改種茶葉。如福建武夷山在1850年代后茶樹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在玉山及河口鎮一帶，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種著大量茶葉，以供外銷。上萬英畝的土地都種著茶樹，而且大部分的土地顯然是最近幾年內開墾和栽種起來的”。（26）在江西，“茶葉昔無近有，皎源西山最盛”。（27）安徽的茶葉種植面積增加更是明顯，比如在九江四周，“本埠四周產茶區的發展是很有意味的。距本埠87哩的建德縣（Kien-Te，即今安徽秋浦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已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進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Chong），和九江四周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福州四周的潭尾街地區（TooMooKwan）今年也生產了小種茶（SouChong），供本市銷售”。（28）享有盛名的安徽祁門紅茶也是俠盜飛車鉆土車的秘籍肇興于咸豐年間，為具有傳奇色彩的胡元龍所創：
安徽改制紅茶，權輿于***，而***有紅茶，實肇始于胡元龍。胡元龍為祁門南鄉之貴溪人，于前清咸豐年間，即在貴溪開辟荒山五千余畝，興植種茶。光緒元二年間，因綠茶銷場不旺，特考察制造紅茶之法，首先籌集資本六萬元，建設日順茶廠，改制紅茶，親往各鄉教導園戶，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9）
湖北產茶區以羊樓峒最為著名，咸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于種茶，始指導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紅茶之方法”。不僅大規模種茶，而且茶葉市場興隆，茶廠林立，光緒初年“紅茶貿易極盛，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莢冬磚茶制造，亦于此時開始”。（30）
以臺灣為例，1860-1895年間，臺灣的茶葉出口據全島第一，茶葉從業人口達30多萬人，是糖從業者的一倍，這還不包括無法統計的熏制茶葉所用花的種植者，以及將茶葉由產地運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車夫及制船的人等，對解決臺灣日益加重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36）
太平天國戰亂期間，江南及兩湖的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俄恰克圖陸路茶葉貿易的繁榮，對江南和兩湖農業的恢復和種茶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農業出現了貿易化和市場化的傾向。尤其是漢口開辟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葉就可以由水路經洞庭湖進長江，然后會集漢口。在“紅茶利興”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縣以前種植紅薯的山谷間閑地，全部改為種茶；瀏陽以前種麻的地方，也改為種茶。其他地方競相效仿。這樣，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到1871年，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比10年前增加了50％。（37）由于種茶有利可圖，地方官也大力支持農民種茶，如湖北襄陽知縣宗景藩編寫了《種茶說十條》，廣為散發，積極勸導農民種植茶樹。
種茶面積擴大，茶葉產量進步，茶莊林立，又帶動了就業和制茶業的發展。如平江，揀茶者就有幾萬人；鄂南的崇陽、咸寧、羊樓崗一帶也是著名茶區，這里的茶葉一部分由晉商收購并就地設廠加工。俄商則在漢口開辦了幾家至公司，專門制造磚茶和焙制上等茶，公司經常雇傭當地農民數百乃至上千人。
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中農業借助于貿易金融獲得發展的實例，是國外茶葉市場開辟帶動了地方農業、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從理論上說，這種茶葉貿易的繁榮會使國內投資流向發生改變，落后的農業經濟可以借此得到改造，并促使茶區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從而引起勞動雇傭關系的變化。（38）但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這種市場推動農業發展的成效卻并不明顯。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紀茶葉貿易的繁榮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改善了國內經濟結構。由于茶葉出口量增長迅速，市場需求增加，從而刺激了國內茶葉種植業的發展，茶葉種植面積擴大，產量增加，品種增多。清初全國茶葉產量為235萬擔，光緒年間增至450萬擔，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隨著茶葉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村中從事經濟作物生產的勞動力比例有所進步，從而改善了生產部分中勞動力的分配，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市場繁榮。（39）
在促進茶商的近代轉化方面，茶葉貿易的繁榮也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經營茶葉出口貿易茶商的興起。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從事國內貿易的舊式商人。除在恰克圖與***直接做生意的晉商外，其他經營出口茶的商人只是將茶葉賣給廣州十三行，他們自己并不與外商打交道。鴉片戰爭后，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一些“多領洋人本錢”的新興茶商，“挾重金”來到產茶區，代外國洋行購買茶葉。（40）繼之有人開設專門與外商做交易的茶棧，以及加工精致茶的茶廠、茶號，至1870年，上海已有茶棧幾十家。在福州，經營出口業務的茶莊基本取代了原來的“西客”。漢口的情形與福州相似，原來經營輸俄茶的“西客”均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茶商。九江、武寧、祁門等地也是如此。（41）在新的形勢下，這些茶商學會了新的經營方式，取代了傳統商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漢口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一個主要的中英貿易口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漢口在茶葉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正如羅威廉引用西方觀察家們的話說：“假如不是茶葉貿易，實際上沒有一個西方人會涉足這個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葉是漢口存在的惟一理由。”這種說法固然有點言過實在，但可見茶葉貿易對于漢口的重要性，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