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依存度=對外貿易依存度是指一國進出口總額與其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又叫對外貿易系數。或，出口（進口）依存度：即一國出口總額（進口）與其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之比。一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一般可用對外貿易依存度來表示，體現本國經濟增長對進出口貿易的依附程度，也是衡量一國貿易一體化的主要指標。
所以＝（1+0.8）*匯率7.6/21＝0.65
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對工資差距影響的一個文獻綜述上海犬學經濟學院劉仰利’卜一、引言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的參與到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來
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中
各國按照自己的比較優勢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
按照經典SS定理，一國富裕要素報酬會隨著出口的增加而增加
這樣發展中國家由于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產品，低技術工人的工資將會增加，從而使得工資差距縮小
從理論上來說
發達國家一般是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應該是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的收人差距應該是不斷拉大的，而發展中國家的收人差距應該是不斷縮小的
但是實事并非如此，國家的收人差距是隨著國家的開放而拉大的
我國貿易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國際貿易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顯示了開展國際貿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國際貿易對于一國整體福利的增加是顯著的
但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階段，與世界的聯系也日益密切，國際貿易依存度居高不下，經濟中固有的矛盾還來解決
城鄉之間、行業之間收人分配的不平等還在加劇
}二、理論基礎關于國際貿易對收入分配影響的具體理論最早是斯托爾帕一薩謬爾森定理(s—s定理)，此定理在H—O定理關于一國出口充裕要素密集產品進口稀缺要素密集產品的基礎上，得出國際貿易收入分配效應的一般結論是
一個國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從貿易中獲利，稀缺要素的所有者會因貿易受損
H—O定理指出，由于各國之間要素稟賦的不同，在進行國際貿易時，將會出口本國所充裕要素密集型的產品，而進口稀缺要素密集型的產品
以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
貿易的產生，將會使產品的相對價格趨同
充裕要素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會上升，兩國相對價格將趨于均等化
那么充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也會相應增加：同理
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將減少
這就是要素均等化定理
特定要素模型是薩繆爾森和瓊斯(1971)提出的，此模型假定有一種要素可以在不同部門內自由流動，而其他要素則只能在特定的部門內使用
只能用來生產特定的產品
通過國際貿易，出口部門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收益，與進口產品競爭部門特定要索的所有者受損
貿易對流動要素所有者的影響不確定
特定要素模型與s—s定理的不同在于長期和短期的差別
特定要素模型將一種要素“限制”在進口競爭的產業中，而s—S定理則假定要素是充分流動的
但這只是時間長短而已，因為如果時間充裕的話，勞動和其他要素可以通過產業的轉移來克服其不可流動性
’三，國際貿易對于J二資差異影響的途徑I、貿易的自由化Ha而sonandHansonf19991對墨西哥工資差距拉大的現象進行了解釋，并認為在貿易改革之前
墨西哥的關稅保護偏向于勞動密集型產業
被保護的部門存在尋租的現象
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工人從政府部門的保護政策中額外獲得收人
在取消關稅后
這些部門利潤相對減少，工人工資結構中這種收入趨于消失
1997年美國經濟學家雷文在向世界銀行提交的報告中指出
在墨西哥的貿易改革中
關稅消減20％就會導致低技能勞動力工資下降5％一6％
B-nxu(2003)也認為，是貿易壁壘的降低而不是資本流動和技術變化引起南方國家工資差距的擴大
它強調要索價格與商品價格比例之間的關系
并在D0mbuschetal(1997)模型基礎上建立r兩個國家一兩種要素一四種產品的H—O模型
通過分析貿易品與非貿易品邊界的變化來探尋貿易對工資的影響
Dav|d
Rjcha四(1995)認為，在不斷上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中貿易是主要原因
他指出，如果主要原因是貿易價格，必將導致低技能勞動者生產的產品的價格下降
純工人相對成本的下降必將導致各個部門的資本和技能工人的替代，但是這種替代幾乎在所有部門和所有國家都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戴楓(2005)通過理論模型與現代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貿易自由化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結果顯示以基尼系數表示的中國收人差距的擴大與對外貿易依存度表示的貿易自由化程度之問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
貿易自由化水平是收人不平等程度的Gran舶r原因
2、進出口商品結構R0bbins『】995)發現，工資差距拉大歸因于出口引致的勞動力需求變化，同時，高技能勞動力需求增加同進口機器、設備和技術的增加呈正相關關系
徐劍明(2006)建立一個符合我國實際的非充分就業條件下的外貿對收人影響模型
井認為我國在開放條件下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
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國經濟中儲蓄大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
長期以來，我國國內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低消費、高儲蓄。我國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消費不足帶來儲蓄過高，而高儲蓄帶來的是則高放貸和高投資。在國內消費不旺的狀況下，高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通過對外出口來釋放，由此導致了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
原因之二：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導向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的并軌改革更是有力地促進了出口。1998年以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出口乏力、內需不振的形勢，國家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同時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勵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2005年初，紡織品配額被取消。這些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實施和體制環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
原因之三：國內長期實行的對外資的優惠政策
鼓勵外資進入的各種優惠政策使得國外資金可以通過合資和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帶來的外匯流入并不是以購買外國資本品的方式，即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這些外商將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簡單地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然后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產生了“雙順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轉移
通過分析十多年來的海關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雙邊貿易中，我國順差增加較大的市場主要是美國、歐盟和香港，而同一時期我國對亞洲地區卻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第二，在商品結構上，我國順差集中在工業制成品，尤其是輕紡和機電產品上，而同一時期初級產品進出口卻由順差變為逆差；第三，從經營主體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經由逆差變為順差；第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順差遠遠大于一般貿易順差。如果也對比一下同期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統計，就會發現，在我國對美、歐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同時，亞洲幾個主要經濟體對美、歐的順差是逐漸縮小的。也就是說，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經大量轉移到我國，這樣也就把他們對美、歐的貿易順差轉移了過來。所以，十多年來我國商品進出口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加工出口產業以外商投資形式由其他亞洲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這歸根到底是我國在世界產業結構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過剩流動性的輸入
2001年以來，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達兩年多的低利率政策，與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我國資本項目順差開始持續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也日益高漲，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實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經濟體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創造了全球過剩的流動性，推動石油價格和全球資產價格上漲，也強行推動著過剩的流動性流入我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我國開始被動地被制造流動性過剩。
三、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影響
第一，國際收支雙順差引起的外匯儲備激增，導致“對沖”過多流動性成為央行貨幣政策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一由央行購買。因此，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動的吃進了很多外匯，從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從央行外匯占款存量與基礎貨幣存量變動的趨勢圖可能看出，二者變化趨勢非常一致（見圖4），我們經過簡單計算得出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8，這說明二者高度正相關。這也證明在近些年來，基于外匯占款的基礎貨幣投放已經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
由于基礎貨幣投放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多倍擴張，因而央行為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緩解基礎貨幣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以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即外匯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中央銀行“對沖”掉。而近年來，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外匯占款增量和基礎貨幣增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見圖4），導致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也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甚至可能更加嚴重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我國貨幣政策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
第二，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央行旨在弱化基礎貨幣大量投放的負面影響的“對沖”操作帶有很大的被動性，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和主動程度，也影響了央行的政策調控效果。
面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的“對沖”操作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而且也不可能通過“對沖” 完全釋放基礎貨幣投放的壓力。同時，“對沖”規模激增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在人民幣存在很強的升值預期下，外匯會大量流入，從而又抵消了“對沖”的政策效果。同樣道理，外匯儲備激增導致的人民幣很強的升值預期，也限制了利率調控手段的作用空間。所以，“對沖”只能說在一定程度有效，但不應該作為日常政策工具而無限期、無休止地使用。目前，央行用于“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余額高達3萬億元之巨。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據利率2%左右的水平計算，央行每年為“對沖”操作要支付一筆不菲的成本。
第三，導致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均衡，不利于實現經濟增長向內需主導型模式的轉變。
雖然出口導向是在內需不足情況下為促進經